第六章 她的故事

    阿基拉·安诺住在荷兰公园附近，但我们没有去她家里。大概是因为她不希望自己的隐私受到侵犯，所以选择了在诺丁山警察局接受讯问。那是一座相当漂亮、气势恢宏的建筑，坐落在兰仆林的拐角处。由于政策原因，该警察局现已关闭。伦敦政府曾计划关闭一半的警察局，减少街上穿制服的警员，这也使得持刀犯罪激增，拿手机都要冒着被骑摩托车的小偷抢走的风险。

    我不明白为什么格伦肖探长会邀请我们过来，因为她已经明确表示过，她把调查视为一场竞争，而她决心要赢。

    “她认为是那个叫安诺的女人干的。”霍桑解释道。

    “怎么回事？”

    “她实施了逮捕。她想让我看起来很差劲，我当时在场——但她还是比我领先一步。”

    “你不喜欢她。”

    “没人喜欢她。”

    我们出示了身份证，获准进入警察局。格伦肖征用了一间阴森的审讯室。审讯室位于一楼，墙壁被漆成了乳白色，窗户是磨砂玻璃的，遮挡住窥探的视线。一张桌子固定在地板上。这里没有珐柏涂料，墙上的健康和安全宣传海报是唯一的装饰。

    阿基拉·安诺坐在一把粗糙的木椅上，看起来很不自在。她是个娇小的女人，有些少年气，不是很矮，但整个人显得不太真实，就像一个影子。她的眼睛非常黑，炯炯有神，只是被圆圆的淡紫色眼镜遮住了一部分，眼镜架在陶瓷般的脸颊和轮廓鲜明的鼻子上。也许她做过鼻梁整形。她的头发又黑又直，垂到肩上，勾勒出一张看不出年龄的脸。她给人一种极其聪明、知识渊博的印象，部分原因是她从来不笑。她现在很郁闷。她刚刚从牛津开车回来，对前夫的律师被残忍杀害这件事，没有表现出任何悔恨的迹象。但她很生气，因为每个人都认为她与此有关。

    在此之前，我早已见过阿基拉·安诺两次。

    我写这些的时候，不想给人留下我对她或她的作品有任何敌意的印象。实际上，在理查德·普莱斯去世的时候，除了她发表在《新政治家周刊》上的几首诗之外，我从未真正读过她写的作品。说实话，那些诗我也没太看懂。我第一次偶遇她是在爱丁堡书展上，接着六个月后，我在伦敦的一个发布会上见过她。后来，我在网上查过一些她的资料。我对她的了解大致如此。

    她于一九六三年出生在东京，是独生女。她的父亲是一名银行家，在她九岁那年被调到纽约，她就是在那里长大的。一九八六年，她从马萨诸塞州的史密斯学院毕业，不久后出版了她的第一部 小说《众神》。“一个关于日本镰仓时期女性屈服与宗教父权制的故事。”尽管梅丽尔·斯特里普主演的电影改编得不太好，但这部作品还是让她获得了国际赞誉和好评。她的其他作品中，最著名的是《特米苏盆地》《广岛的清风》和《我父亲从来不了解我》，后者是一本她在美国早期生活的半自传体回忆录。她还出版了两卷诗集，最近一本是今年早些时候出版的，叫《俳句两百首》，也确实包含了两百首俳句。她说过一段著名的话，说她写一部小说要花好几年的时间，因为她不但把每个字当作挂毯中的一个针脚，也把它当作挂毯本身。我也不确定她是什么意思。

    她嫁给了英国电影摄影师马库斯·勃兰特，他曾经为她的电影掌镜，这也是她来到伦敦的原因。这是一段有虐待倾向的感情，《星期日泰晤士》杂志对此有一段长达九页的描写，之后上了BBC的纪录片节目《想象》，这段关系在二〇〇八年结束。两人没有孩子。两年后，她嫁给了房地产开发商阿德里安·洛克伍德，这令许多媒体大跌眼镜。

    她在人生的某个阶段，信奉了日本的传统宗教——神道教，她的许多作品都反映出了这一点，尤其是她信仰万物有灵论，认为无生命的物体也包含某种灵性。不过，据我所知，没有人见过她去参拜神庙，或者因此沉迷于舞蹈仪式。她还研究了差异性的本质、她的双重民族身份，以及生活在另一种文化中所产生的疏离感，这种文化不同于她出生的文化。我在此引用的是她一本书的前言。

    我曾在一个圆顶帐篷里经人介绍认识了她，就是那种在爱丁堡书展上搭建的蒙古风格的作家帐篷里。帐篷并不大，但是很安静。他们全天供应咖啡和小食，晚上供应麦芽威士忌——如果那时他们还没有把你打发回家的话。我在爱丁堡谈我写的童书，她正在举行一场诗歌朗诵会。我一个人坐在那里，她则在众人拥簇下走过来，其中有她的出版商、经纪人、公关人员、两名记者、一名摄影师和电影节的导演等。出于某种原因，她穿着一身男士三件套西装，配有圆顶礼帽。除去肩上别着的一枚银色胸针（可能是日本假名中的一个），她就像是从比利时画家马格利特的画作中走出来的一样。

    帐篷里几乎没有其他人，阿基拉喝了一杯绿茶，回绝了一份放了很久的水芹鸡蛋三明治。有人注意到我在那里，并介绍说我是《少年间谍》系列的作者。

    “哦，是吗？”

    这是她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我永远不会忘记，也不会忘记随后的握手。握手相当冷漠，一瞬间就结束了。

    我嘀咕了几句赞美她作品的话，虽然不是真心的，但我觉得这样才礼貌。

    “谢谢你，很高兴见到你。”如果每一个字都是一副挂毯，那它一定是用铁丝网织成的。

    她在做一件非常讨厌的事情。她的目光掠过我的肩膀，看帐篷里还有没有更有趣的人。当她确定没有的时候，便转身背对着我，和她的公关人员核实了一些事情，之后整个团队都离开了。

    虽然我确实觉得这很奇怪，但并没有生气。书展的气氛几乎总是友好的，没有竞争，很少见到哗众取宠的作家。我暂且假定阿基拉也是如此。可能她对自己即将发表的讲话感到紧张，我也一样。无论我在公众面前讲多少次话，上台前总会感到不安，也不太会闲聊，相信很多人会觉得我粗鲁无礼。

    但几个月后，当我在新书发布会上遇到她时，她又一次冷落了我，这一次我确信她是故意的。她似乎不记得以前见过我，当她再次被告知我是一名童书作家后，瞬间没了兴致，眼中的光也熄灭了。如今，她开始喜欢戴那些小野洋子风格的墨镜了。我觉得相当可笑。

    这次她穿着一套昂贵的黑色长裤套装，肩上搭着一件浅灰色的羊绒披肩，末端缠在胳膊上。卡拉·格伦肖坐在她对面，那个叫达伦的男人站在一旁，要么嚼着口香糖，要么假装在嚼口香糖，手里还拿着印满图腾纹路的记事本。

    格伦肖介绍了霍桑，对我只字未提，这倒无妨。我不知道阿基拉看到我会怎么想，我看她未必会愿意出现在我的书中。这是一次非正式的面谈，没有律师，也没有警告。

    “谢谢你赶来，”格伦肖对阿基拉说，“如你所知，理查德·普莱斯昨天早上被发现死在家中，我们希望你能协助调查。”

    阿基拉耸耸肩：“我怎么帮你？我几乎不认识普莱斯先生。他代理我前夫的案子，但我们从未说过话，我对他无话可说。他靠人们死去的爱情和破灭的梦想谋生，还有什么可说的？”

    她的口音很奇怪，主要是美国口音，但带有轻微的日本味。她声音柔和，不带一丝情感，似乎觉得这场对话很无聊。

    “你威胁过他。”

    “不，我没有威胁他。”

    “恕我直言，安诺女士，我们有几位证人十月二十一日当天在德劳奈餐厅看到你，当时你在那里吃晚饭。离开餐厅时，你看到了普莱斯先生，和他的丈夫坐在一起。你朝他泼了一杯酒。”

    “我把酒倒在了他头上，他活该。”

    “你骂他是猪，还威胁说要用瓶子打他。”

    “那是个玩笑！”这五个字里有一种异乎寻常的恶意，仿佛在指责格伦肖故意无视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我倒了一小杯酒，我说他很幸运没有点一整瓶，否则全都会被倒在他身上。我说得很清楚：我会用更多酒泼他，并不是我会用酒瓶伤害他。”

    “考虑到他被谋害的方式，这仍是一句不恰当的措辞。”

    她仔细想了想。我可以看出她在回想、分析餐厅里的场景，好像要把它变成一个短篇故事，或者一首俳句。那双深黑的眼眸陷入了沉思。最后她说：“我不后悔我说过的任何话。我告诉过你，那只是一个玩笑。”

    “一点也不好笑。”

    “探长，我不认为玩笑一定要有趣。在我的书中，我使用幽默只是为了颠覆现状。如果你读过法国哲学家阿兰·巴迪欧的作品，你就会知道他将玩笑定义为一种揭示真相的裂口。顺便说一下，我是在索邦大学认识他的。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我会凭借嘲弄打败对方。这是阿兰给予我的洞察力，虽然我觉得没必要为自己辩解，但这正是我在德劳奈餐厅使用的方法。”

    我能想象到阿基拉·安诺和阿兰·巴迪欧一起畅聊到深夜。肯定充满了欢声笑语。

    “安诺女士，你和谁一起吃的晚餐？”

    “和一个朋友。”

    “如果你能告诉我们他的名字，也许会有帮助。”

    “也许最好不说。不管怎样，那不是个男人，是个女人。”

    格伦肖探长深吸了一口气。达伦正在她旁边潦草地做记录，他们不习惯别人这样跟他们说话。“如果那位同伴无意中听到了你当时说的话，如果这些话真的不过是个玩笑，那么我们可能会需要她做一个陈述，这会对你有所帮助。”

    “好吧，”阿基拉耸耸肩，“她是个出版商，叫道恩·亚当斯。”

    “她是你的出版商吗？”

    “不是，只是一位朋友。”

    达伦把这个名字加到笔记本上，并在下面画了线。我不明白阿基拉为何如此不愿意提供这么一个不相关的信息。

    “安诺女士，上周末你在哪里？”

    “我在林德赫斯特附近的一间小屋里。小屋是我另一个朋友的，我的瑜伽老师。”

    “他可以证实这一点吗？”

    “如果没人用酒瓶谋杀他，我想会的。”

    她再次利用“幽默”颠覆了现状。

    “在林德赫斯特，有其他人和你在一起吗？”霍桑插话问道。

    “在林德赫斯特附近。”阿基拉强调，“小屋实际上非常远，而且我是独自一人。”

    “你是什么时候离开的？”霍桑又问。我可以看出，他不相信她的故事。

    “周一早上大约七点半。我在舰队街附近停下来，喝了杯咖啡，之后直接回家。我洗了澡，换了衣服，然后又出去了。我在牛津大学做讲座，在那边住了一夜，今天早上刚回到伦敦，就被告知警察一直在找我，想见见我。”她看向格伦肖，“说实话，我觉得找到我并不难。希望你在锁定罪犯方面能取得更大的成功。”

    “你在哪里喝的咖啡？”达伦问道。

    她几乎打了个哈欠。“布瑞克咖啡，人很多。肯定有不少人看到我了。你可以去问。”

    “我们会的。”

    “你对理查德·普莱斯有什么不满？”霍桑插话。阿基拉轻蔑地朝他瞥了一眼，但还没等她回答，他就继续说道：“你刚才说你几乎不认识他，也从来没和他说过话。他是你丈夫的代理律师，而且据我所知，你丈夫离婚时脸上带着灿烂的笑容。你为此责怪普莱斯吗？仅凭你在那家餐厅干的事，他就可以找你麻烦。你为什么要那么做？”

    她在回答之前重新整理了一下羊绒披肩，把它裹得更紧了。“理查德·普莱斯是个骗子，”她说，“他做我前夫的代理，故意撒谎，还为了保护我的前夫来威胁我。”

    “这是什么意思？”霍桑看上去是打心底同情她，似乎对此很感兴趣，甚至连阿基拉都对此大吃一惊。其实那是他的另一个诡计，他总有办法让人们告诉他比原本想说的还要多的内容。

    “我会告诉你的，”她说，“我不在乎你是否知道，因为木已成舟。我认为离婚是一个净化的过程。只有当你走进浴室时，水才会变脏。”

    “的确。”

    她镇定下来。“我从未和阿德里安·洛克伍德结婚。我嫁给了我心目中的他，一只微笑的柴郡猫。这是事实，即使我花了三年才明白。我的第一次婚姻是一种堕落。我的第一任丈夫是马库斯，一个十足的自恋狂，忽冷忽热，我摸不透他的想法。和他一起搬到伦敦生活，不仅使我离开了我的出生地东京，也使我离开了我的家乡纽约。这就像跌入一个恐怖的旋涡，让我越来越没有归属感，和周围充满隔阂。最后我身边只剩马库斯，他也知道这点，他就是以此来操控我的。他让我生活得很痛苦，当我终于有能力离开他时，我已经一无所有。”

    “你有自己的书。”我提道，让自己大吃一惊。我本来不想说话的。

    “作家只是书页上的影子。没错，我的书受到全世界的赞赏，被翻译成四十七种语言，我获得了许多奖项。我相信你熟悉我的作品。”

    “这个，实际上——”

    “但我什么也不是，”她把拳头重重地捶在桌子上，但拳头太小，手指又太细，几乎没有发出声音，“我内心空虚，没有自信。

    “我在一次聚会上遇到了阿德里安，一个房地产开发商。我对这项职业完全不了解，也并不觉得他有吸引力。但我确实被他吸引了。他的声音洪亮，那么愉快，还那么富有。的确，他在世界各地都有房子，漂亮的汽车，在卡马尔格还有一艘游艇。当然，他从不读书。他对文学不感兴趣。虽然公司的朋友会带他去剧院和歌剧院，但是他根本不在乎内容，这对他毫无意义。

    “他给我提供了一个安全的空间，在那里，我能够重建我的信心，发现内心的自我。我觉得他的无知对我是一种慰藉。当然，他尊敬我，崇拜我。也许，他用自己的方式爱我。但他的爱是肤浅的。”她用手捋了捋头发，“我可以忍受。”

    “那么是哪里出了问题？”霍桑问道。

    她耸耸肩。“我厌倦了。我发现作为一名严肃的作家、评论家和表演诗人，我越来越难以将自己的生活与作为他妻子的角色协调起来。另外，他有外遇了。他说不出什么有趣的话，谈论的全都是生意！非常粗俗。”她颤抖着，“他脾气不好，有时还很暴力。他提出身体方面的要求，这让我感到恶心。”

    “但你在餐厅袭击的不是你丈夫，安诺女士。”格伦肖提醒道，“而是他的律师。”

    “我已经告诉过你了，理查德·普莱斯在撒谎。”她闭上了眼睛。她的头发松散地垂着，双手放在桌子上。那短暂的一刻，她像是回到了瑜伽课上。“首先是协议问题。我并不贪婪，我不是不讲道理。没有钱我也能生活。我的财富是我写的书。我只要求足够的钱来支撑我的生活方式，两栋房子，旅行和其他费用。我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去法庭争取属于我的东西。

    “普莱斯先生的说法驳回了这种可能。他贬低我，好像我没有给婚姻带来任何益处，只是把阿德里安当成了某种情感支柱。我不是个废人！没错，我承认他满足了我的需求，但我也给他的生活带来了很多以前没有的东西，他受益匪浅。我不是寄生虫！”最后这几个词是怒气冲冲地说出来的，“我的律师们担心，如果我不听劝说，坚持举行听证会，那么我不太可能得到别人的同情。法律一直是压制妇女的根本，我凭什么认为它会对我另眼相看呢？”

    她陷入了沉默，但格伦肖探长还没有说完。

    “你知道理查德·普莱斯调查过你吗？”她问道。我很惊讶她知道这件事，她一定和奥利弗·梅斯菲尔德谈过了。

    “不知道。”

    “你确定吗？”

    “有人告诉我，他可能对我的版税和其他收入感兴趣，但我不在乎。我没什么好隐瞒的。”

    格伦肖看了一眼霍桑，霍桑摇了摇头。他不想再问什么了。“我们可能日后还要和你谈谈，安诺女士。”她说，“你有离开伦敦的计划吗？”

    “我下周要去奥尔德堡诗歌节。”

    “但你不会离开英国吧？”

    “不会。”

    “那我们很快会跟你联系。”

    这件事可能就此结束了，但我突然注意到阿基拉·安诺正在盯着我看。我转过身去，企图让自己隐形，但已经太迟了。我真的目睹了她想起我的那一刻。

    “我认识你！”她喊道，“我们以前见过。”

    我什么也没说，非常不安，但霍桑和格伦肖都没有选择帮助我。

    “你是名作家！”她没有把这个词用作称赞。她站起来，双手放在桌子上，攥成拳头。“你在这里干什么？”她问道。她的口音刚刚还是日裔美国人，现在则更偏向日本人。

    “嗯……”我开始讲话，仍然希望霍桑会介入。

    “他为什么会在这里？”她报复性地转向格伦肖探长。

    格伦肖耸耸肩：“我没有邀请他，他正在写一本书。”

    “一本关于我的书？他要把我写进他的书里？我不想出现在他该死的书里！我要我的律师在这儿。如果他把我写进书里，我会起诉他。”

    “我想你最好离开。”格伦肖对我说。

    “这太过分了！我没有给他许可。你听到了吗？如果他写我，我会杀了他！”

    她尖叫着，声音不是很大，但是很尖，她整个人的身体都在颤抖，霍桑和我告辞离开，尽快走出去。我从未见过有人如此愤怒。那一刻，很容易想象她拿起酒瓶，砸在理查德·普莱斯的头上，然后用锯齿状的一端把他的脖子剁碎。

    我毫不怀疑，如果手边还有一瓶酒，她也会对我做出同样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