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梅斯菲尔德·普莱斯·腾博

    老维克戏院在我心中有着特殊的地位，这是伦敦最漂亮的剧院。我十几岁时就去过。即使现在，我也记得排队买站票去看《海达·加布勒》中的玛吉·史密斯、《酒会》中的劳伦斯·奥利弗，和汤姆·斯托帕德的话剧《跳跃者》世界首映式中的黛安娜·里格。早在我出版第一本童书之前，就想写剧本。我发现剧院的魅力非常神奇，我被邀请加入董事会时，二话没说就答应了——尽管我对金融、健康、安全或慈善相关的法律一无所知。

    其实，那个周二早上我并没有会议。我那么说是为了给自己一个去河苑的借口。霍桑住在那边，离我的公寓只有十分钟车程，位于黑衣修士桥的另一边。

    我要更好地了解霍桑，我想知道他为什么把一个恋童癖推下楼梯，毁掉了自己的事业。他为何独自住在一套空荡荡的公寓里，替在新加坡的房主照管房子？霍桑告诉我，他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哥哥，是位房地产经纪人，但这还是不同寻常。他和妻子分居了，妻子带着十一岁的儿子住在间士丘，他儿子没读过我写的书。据说，他们两人还时不时地见面。霍桑有两个业余爱好。他喜欢做飞机模型，主要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飞机模型。除此以外，他还是一个读书会的成员。

    但这一切都让人感觉像是作秀……只是表象，不是真正的他。如果我要写三本关于他的书（要是他带着更多案件来找我，那可能不止三本），我就需要了解更多关于他的事。我很确定，他一定遭遇过什么，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伤害。我想知道发生了什么，即便只是为他的一些极端行为找到理由。小说主人公真的不能太讨人厌，虽然我不会这样定义霍桑，但有些时刻他真的很接近这个评价。比如他说斯宾塞的“手腕太软”的时候。

    我算是在帮他。他选择我作为他的传记作者，我就会努力把他写得招人喜欢，这是我的工作。问题是，他压根就不想让我知道任何私人信息。如果我能连哄带骗让他第二次领我进入房间，也许能碰巧发现一些线索，让我知道他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还有为什么，尽管有违我的本性，我逐渐开始喜欢上他了。

    河苑建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是座低层建筑，风格混搭，米色阳台和矩形窗户不怎么吸引人，但是位于泰晤士河畔，地理位置奇佳。虽然在去国家剧院和泰晤士河南岸的路上，我曾经路过这里几十次，却从未注意到它的存在。这就是住在伦敦的乐趣之一，这座城市如此巨大，满是有趣的建筑，总能让你大吃一惊。甚至现在我漫步在小巷里，才意识到这是我第一次正面看到河苑，虽然它离我住的地方只有几分钟的路程。

    我早到了二十分钟。如果按门铃的话，霍桑是不会让我进去的。他会通过对讲机让我在街上等着。但我比他想得要聪明。我一直等到一位房客出现，那一刻，我伸出手，拿出一把并不能打开门锁的钥匙，面带微笑，拦住了门，然后走了进去。

    我走进电梯，按下十二楼的按钮时，对自己的计划十分满意。但在电梯里，我却开始不安。霍桑一定知道我打的什么算盘，虽然他经常挖苦人，也很易怒，却从来没有冲我发过火。这种状况可能要变了。唉，那太糟糕了。我只要记住他需要我就没事，尽管他偶尔会威胁我，但我认为，他要找别人写书也没那么容易。

    电梯门一开，我就听到了说话声，其中一个是霍桑的声音。尽管那时还很早——上午九点四十五分，他正在和一位访客道别。我在拐角处偷偷看了一眼，尽量不让人看见。那是一个十八九岁的年轻人。很难确定他的年龄，部分原因是他离得很远，也因为他坐在电动轮椅上。他可能是印度人，也可能是孟加拉人，而且我一眼就能看出，他患有某种肌肉萎缩症。他的一只手拿着一个电子控制器，另一只手放在腿上。他没有戴呼吸机，但是有一个塑料瓶贴在他的胸口处，一根饮水管一直伸到他的嘴边。他留着黑色的短发，颧骨轮廓分明，眼睛炯炯有神，嘴唇像华伦天奴，只是稀疏的胡子使他原本可以成为电影明星的美貌逊色不少。

    “好吧，再见。”霍桑这样说。

    “谢谢你，霍桑先生。”

    “谢谢你，凯文。老兄，没有你我做不到。”

    做不到什么？这和模型制作有关吗？不，那是不可能的。但是霍桑需要一个坐在轮椅上的年轻人帮他做什么呢？我是来寻找线索的，却得到了另一个谜团。

    “再见。”

    “好，代我向你妈妈问好。”

    霍桑没有回公寓，他站在那里，看着凯文驶向电梯。

    我很幸运，走廊的这一边正好是阴影，否则他肯定会发现我。然而我还躲在电梯里，这是一个两难的困境。如果我走出来，霍桑就会看到我，知道我一直在观察他。与此同时，凯文坐着轮椅，正稳稳地向我驶来。他肯定会纳闷我为什么不出电梯。我决定留在原地。当他操纵轮椅进来时，我仔细看着按钮，好像我刚在他之前上了电梯，忘了自己要去哪里似的。我按了一楼。

    “三楼，谢谢。”凯文在我旁边，脸朝外。门关上了，突然我们俩独处在狭小的空间里。他坐在轮椅上，所以比我矮不少。两个皮垫固定住了他的头部。我帮他按了按钮。电梯嘎嘎吱吱地开始缓慢下降。

    “其实我自己也能按，”他说，“只有到十二楼我才觉得困难。”

    “为什么？”我问。

    “按钮太高了。”

    我过了一会儿才反应过来，这是个改编的老笑话。“你住在这里吗？”我问。

    “我住在三楼。”

    “不错的地方。”

    “风景不错。”他同意道。

    “有条河。”我说。

    他皱起眉头：“什么河？”

    我微微一愣。他怎么会没注意到呢？这和他的残疾有关吗？然后我看到他冲我笑，才意识到他又在开玩笑。我们陷入了沉默，随着一阵微微的颠簸，我们到了，电梯门打开。凯文向前推操纵杆，轮椅驶了出去。

    “祝你今天愉快。”我说。这是美国人的说法，但这些天我发现自己用得越来越多。

    “你也是。”

    电梯继续往下，把我带到一楼。那里有两个人，也许是一对夫妻，正等着上楼，看到我不下电梯，他们也很困惑。“走错楼层了！”我低声嘀咕着。他们走进来，乘电梯上了九楼，那一定是他们住的地方。电梯门又一次关上，似乎过了很久，我终于回到了我想去的地方。

    我直接去了霍桑的公寓，按了门铃。门马上就开了，他就在那儿，胳膊上搭着风衣，准备出门。他看到我似乎并不惊讶。我本打算早点到，但来来回回在电梯里花了那么多工夫，基本上还是准时到了。

    “你应该在外面按铃，”他爽朗地说，“这样你就不用上来了。”他带我回到走廊，按了电梯。“老维克戏院那边怎么样？”

    “很有意思，”我说，“下周有一个董事会。”

    “只要你有时间写我们的书……”

    “我听到这个消息的第一反应跟你一样。”我是在挖苦霍桑，虽然是白费力气。对于一个经常嘲讽别人的人来说，他没有发现我话里有话，真意外。

    电梯到了，我开始对它感到厌烦。当我们停在九楼时，我的心里一沉，刚刚遇见的那对夫妻又进来了。他们好奇地看着我，什么也没说。两人似乎不认识霍桑。

    我很高兴终于离开了这栋大楼。“他们在等我们吗？”我问。

    “在梅斯菲尔德·普莱斯·腾博吗？没错。我和奥利弗·梅斯菲尔德说过了。两人就在河对面……法院街外。”

    “那我们可以走过去。”

    凯文没法走路。一个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残疾青少年，他究竟在霍桑的公寓里干什么？他们两个听起来像是老朋友。我非常想问他，但我当然不能问。

    这个疑问盘踞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

    * * *

    我一路穿过黑衣修士桥去看霍桑，现在又走了回来。梅斯菲尔德·普莱斯·腾博在凯里街有办事处，在伦敦中央区法院后面，离我住的地方不远。这片区域属于法律从业者，光看外表就能知道。即使是较新、较现代的建筑样式也很传统，很不显眼。

    梅斯菲尔德·普莱斯·腾博公司在一栋漂亮的联排别墅中，与另外两家精品咨询公司共用一个别墅。这是家始创于二十一世纪的律师事务所，却在一座十九世纪的建筑里办公。滑动玻璃门和开放式办公室位于古典拱门和三角雕刻楣饰的后方。一位年轻、面带微笑的秘书把我们领到一间偏远的办公室，奥利弗·梅斯菲尔德坐在一张巨大的桌子后面等我们。这是一家专门针对离婚——他们称之为婚姻法——的事务所。也许他需要在自己和客户的悲伤与愤怒之间筑起一道坚固的屏障。

    他起身迎接我们。这是位非常威严的黑人男子，穿着一套时髦、剪裁考究的西装，大约五十岁，额头高高凸起，黑发，太阳穴周围的头发已开始灰白，这完全符合他的职业特点和地位。他性格开朗，似乎藏都藏不住，即便我们是来询问他合伙人的凶杀案。我毫不夸张地说，他眼睛里闪烁着光芒，也许是顶灯照进了眼中。甚至当他如期露出同情和懊悔的表情时，给人的印象仍然是他想放声大笑，把我们拥入怀抱，带我们出去喝上一杯。

    “快！快请进。”他开口道，虽然我们已经进来了。他声音洪亮，有点夸张。“请坐。昨晚我和警察谈过了……太可怕了。可怜的理查德！我们共事多年，我想直说一点，任何我能帮到你们的事，我都会做！你们要咖啡还是茶？不要吗？这天气又潮又湿，让人不舒服。要不来杯水？”

    餐具柜上有一个水瓶，我们坐下时，他倒了两杯。他把水递给我们，然后回到桌子的另一边。“你们想从哪里开始？”

    “你最后一次跟普莱斯先生说话是什么时候？”霍桑问。

    “应该是周日，就是案发那天。我们晚上六点通的电话。”

    “他给你打的电话。”

    “对，没错。”奥利弗·梅斯菲尔德大声叹了口气，他做什么都有点引人注目。“我无法告诉你们我有多难过。他在担心什么事，所以打电话给我，征求我的意见。但我没法和他说话。”他露出痛苦的表情，“我和妻子去了阿尔伯特音乐厅的音乐会，演奏的是莫扎特的《安魂曲》。他偏偏选择这个时候给我打电话。”

    “他说了什么？”

    “说得不多。他已经有一两次向我提到他对最近的一次听证会有所顾虑。”霍桑还没来得及打断，他就继续说道，“就是洛克伍德离婚案。先生们，你们应该明白，我有责任保护客户的隐私，但很多事实都是公开的，我现在说的内容你们都可以自己查到。”

    然后，他开始讲述。

    “在这个案子中，我们的当事人是阿德里安·洛克伍德，他以行为失常为由，要求与妻子阿基拉·安诺离婚。我不需要详细说明，其中比较重要的部分已经刊在报纸上了。我们在中央家庭法院达成了协议，不得不说，这对我们的当事人非常有利。那是在十六号，星期三。你可能知道，安诺女士被事情的发展激怒了。四五天后，她碰巧在一家餐馆见到了理查德。接下来就发生了一次普通袭击，如果理查德选择追究下去，可能会给她带来严重的麻烦。”

    “她朝他泼了酒。”

    “没错。”

    “威胁了他。”

    “她咒骂他，说了几句话，大意是想用瓶子砸他。这是一件非常愚蠢的事情，但我知道她是个容易情绪激动的女人。”

    “你说他有顾虑，是什么？”霍桑问。

    “其实，我也不知道，因为我没有直接参与。但我可以告诉你，理查德怀疑有欺诈性披露，这让他很忧虑，以至于他甚至在考虑要撤销。”

    “如果你能讲人话，会很有帮助的。梅斯菲尔德先生。”

    律师眯起眼睛，不再那么友好。“我想我正是这么做的，霍桑先生。我会试着用一种让退休警察也能听懂的语言向你解释。”

    我有些忍俊不禁，转开了脸，这样霍桑就看不到我在偷笑了。

    梅斯菲尔德接着说：“在高收入人群离婚案中，双方都必须对自己的收入、养老金、储蓄和财产等进行全面核算。这些都要在表格中列出。有时的确会发生这样的情况：一方可能试图隐瞒其某方面的财产，如果被发现，无论是在法庭内还是法庭外所达成的协议都可能被推翻，并且，双方都应当重新开始核算。”他咳嗽了一声，“我们称之为撤销。我知道理查德确实有些担心，安诺女士可能有一个收入来源没有申报，而且理查德已经和法维翰联系过了——”

    “法维翰？”

    “是伦敦的一家咨询公司。他们有一流的法务会计团队，我们经常合作。”

    “他们在调查阿基拉·安诺？”

    “起先是在调查，但最终不再需要他们调查了，因为安诺女士大概是听从了律师的建议，在提出FDR不久后就接受了洛克伍德先生的条件。”

    “什么是FDR？”这一次是我问的，省得霍桑和他又起冲突。

    “抱歉。就是财务纠纷解决方案。我们会尽一切努力劝阻客户不要一直等到最后的听证会才罢休，这你们得理解。如果他们能在此之前达成协议，这会为他们节省数千甚至数十万英镑。这个案件就是如此。理查德已经说服安诺女士的团队，让他们不妨见好就收。他提出了一个合理的提议，最后他们也同意了。”梅斯菲尔德双手紧握，“显然她对此并不满意——几天后发生的事情足以证明这点。但尽管她可能不相信这个提议，但几乎可以肯定，这对她最有利。”

    “所以这就是我不明白的地方，”霍桑说，“事情已经圆满解决，理查德·普莱斯得到了他想要的协议，他的委托人很高兴——”

    “洛克伍德先生是很高兴。”

    “那么，既然整件事情已经结束，他周日打电话给你干什么？”

    “恐怕我无法回答。”

    “他什么都没说吗？”

    我想梅斯菲尔德是不会回答的，显然他不想说。梅斯菲尔德在客户保密、责任感以及他对霍桑轻微的厌恶之间左右为难。但最终，负罪感占了上风。

    “我应该听他的！”他叹道，“我很自责——但正如我所说，当时我在去音乐会的路上，不想迟到。我们简短地谈了一下，我听得出理查德很不安。他想咨询律师公会的道德热线。律师公会是我们的管理机构，他这么做后果会很严重。”

    “可能会导致撤销。”

    “确实。如果你方已经赢了，那撤销有什么意义？我甚至不确定，如果安诺女士坐拥一大笔钱，和解会有什么不同，除非她是以某种方式从前夫那里敲诈或骗取了这笔钱。即便如此，这也不是我们真正关心的问题。”

    “你跟他说了什么？”

    “我说没有必要多此一举，我们周一的第一件事就是要讨论这个问题。我祝他晚上愉快，然后挂断了电话。”

    理查德·普莱斯并没有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对他来说，周一再也没有到来。

    “人们为什么称他为钝剃刀？”我问道——为了填补突然降临的沉默。

    梅斯菲尔德笑了，他向我点点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他说，“这也许能解释我们一直在讨论的许多问题。我们通常不会注意到这些绰号。理查德曾参与过一两起引人注目的案件，有些记者这样描述过他，从此这个绰号就留下了。他的特点是犀利，但也很诚实。如果他觉得当事人以任何方式做出了妥协，就会非常不愿意为他们代理。他总是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所以安诺女士才会如此不安。他写信给她，在这样的诉讼中，这是完全正常和恰当的，但我猜他的用词过于唐突了。”

    “他说话不拐弯。”霍桑说。

    “我不会这么形容，但是，他确实很直率。如果他真的很担心，完全有可能在周末打电话给我。”他摇摇头，“我永远也不会原谅自己当时忽视了这个信号。理查德和我一起工作了将近二十年。我们在高伟绅律师事务所相识，决定一起创业。莫里斯太难过了，他今天甚至都没来。”

    “莫里斯？”

    “莫里斯·腾博，我的另一个资深合伙人。”

    一阵静默，我才意识到这间办公室有多安静。如果凯里街有交通堵塞，那声音也被这里的双层玻璃有效地隔绝了，虽然在玻璃隔断的另一边能看到秘书和律师助理，但他们就像电影中音量被调低的演员。根据我的经验，律师事务所总是很安静。也许是因为他们遣词造句太贵，所以才会惜字如金。

    我原以为我们已经谈完了，应该要离开，但霍桑的下一个问题让我大吃一惊。“最后一件事，梅斯菲尔德先生。关于你同事的遗嘱，有什么可以透露的吗？”

    他的遗嘱。我从未想到过这一点，但的确，理查德·普莱斯是个富豪。在菲茨罗伊公园的那处房产，墙上挂着昂贵的艺术品。在克拉克顿的第二处住所，有两辆豪华轿车，肯定还有更多。

    “事实上，几周前我还和理查德讨论过这件事。我是他的遗嘱执行人，所以我非常了解他的遗愿。”

    霍桑等待着。

    “遗愿是什么？”

    梅斯菲尔德又一次犹豫了。他虽不喜欢霍桑，但他很聪明，知道自己别无选择。“他的大部分财产都留给了他丈夫，”他说，“包括伦敦北部的房产和克拉克顿的房子。他还列了一些慈善机构，一部分遗产会被捐赠。但唯一的另一大笔遗产，大约十万英镑，属于戴维娜·理查森夫人。如果你想和她谈谈，我的秘书可以给你她的地址。”

    “我的确想和她谈谈。”霍桑说，眼中有一丝我很熟悉的光芒，他发现了另一条可供追寻的线索，“但是，也许你能告诉我他为什么对她这么慷慨。”

    “我真的觉得这跟我没有任何关系。”奥利弗·梅斯菲尔德远没有我们刚进来时那么愉快。恐怕霍桑确实会对人们造成这种影响。你可以说他是根针，证人和嫌疑犯则是气球。“理查森夫人是室内设计师，和理查德是挚友。他也是她儿子的教父，我会把她的电话号码给你。”他在电脑上调出号码，潦草地写在一张纸上，递了过来，“更多的信息，你会从她那里得知。”

    当我们离开办公室时，霍桑的手机响了，是格伦肖探长打来的。她打电话是想通知他，阿基拉·安诺已经出现了，正准备跟她谈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