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遗言

    通往二楼的楼梯是白色石板，凸出在墙外，没有可见的支撑物。旁边是一条钢质的栏杆，上楼时可以扶着。卡拉·格伦肖步伐笨重地爬到了顶层，跟在后面的霍桑却脚步轻盈。我们终于到了走廊，向下可以看到客厅，这一层有一连串的门通向左右两侧。

    有另一名警探正在等我们，他斜靠在防止来访人员跌入客厅的廊柱上。他比格伦肖瘦弱、矮小，留着几缕沙色的头发，还有小胡子。他穿着一件棕色皮夹克，就像一部老电视剧中的人物。他跟卡拉看起来就像是《侠盗双雄》。“警官，他在里面。”

    “谢谢你，达伦。”

    格伦肖先进去了，没有留意墙上的画，这些画与楼下的完全不同。我在大学学过艺术史，认出了艾里克·拉斐留斯的水彩画和艾里克·吉尔的系列木版画——是艾里克两人作品集。房屋的顶层都比较正常，地板上铺有地毯，布局更加封闭。格伦肖敲了敲达伦指的那扇门，没等回应就进了房间。这是一间藏书室，里面到处都是落地书架，被两扇窗户隔开，窗外能看见街道，墙上还安装了一台宽屏电视。地板上有两张白色真皮沙发，几张玻璃桌和一张假的斑马皮地毯——也许应该说是人造的。

    斯蒂芬·斯宾塞弓着腰坐在其中一张沙发的边缘，周围摆满了他和普莱斯的合影。他穿着一件皱巴巴的亚麻衬衫，一条淡蓝色的灯芯绒裤子和一双休闲鞋。他三十多岁，比丈夫小十岁左右，双颊红润，金发顺滑，如果眼睛没有哭肿，一定很帅气。他身材修长，天鹅般的长颈凸显了他的喉结。他手里拿着一条手帕，我注意到他的无名指上戴着一枚金戒指，跟霍桑给我看的理查德·普莱斯的戒指一样。

    我们五个人挤在房间里，格伦肖探长一屁股坐在另一张沙发上，两腿岔开。霍桑走到窗边，我站在门旁，肩膀靠在墙上，故意将夹克后面的字藏起来。达伦跟着我们进来了。他站姿随意，拿着一个笔记本和一支笔，很是神气。

    “斯宾塞先生，你感觉怎么样了？”格伦肖问。她试着表示同情，但她的语气是居高临下的，仿佛正在和一个刚在操场上摔倒、擦伤膝盖的孩子说话。

    斯宾塞说：“我还是不敢相信。”声音充满悲伤。他把手帕抓得更紧了。“周五我见过他，跟他说了再见。我做梦也没想到——”他戛然而止。

    达伦把这些都写了下来。

    “你得明白，我们现在必须要和你谈谈。”格伦肖毫不客气地继续说，“我们越早得到答案，就能越早开始调查。”

    他点点头，却什么也没说。

    “你说你刚从萨福克回来……”

    “是从埃塞克斯，克拉克顿，我们的另一处住所。”他指着一张照片，上面是一座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白色袖珍型建筑，阳台弯曲，屋顶平坦，看起来不像真的。

    “你为什么一个人去？”

    斯宾塞咽了咽唾沫。“理查德不想来，他说他工作太忙，而且，周六下午有人要过来。我去看了母亲，她在弗林顿的一家疗养院。”

    “我想她见到你一定很高兴。”

    “她得了老年痴呆，可能都不记得我去过。”

    “你是什么时候从家走的？”

    “早餐过后。我打扫了房子，把门锁上。大概在上午十一点。”

    “你走之前没有给普莱斯先生打电话吗？”

    达伦一直把这些细节潦草地记在笔记本上，但现在他的笔停下了。这时，我拿出手机，悄悄点开录音。顺便一说，霍桑是对的，我丢了手机，又在来的路上从公寓里找到了它。不知道记录警察的谈话是否违法，我迟早会知道的。

    “没错，我打过，但电话没接通。”斯宾塞又拿起手帕，擦了擦眼角，“他应该一起来的。我们在一起九年了，还合买了房子。我简直不敢相信有人会对他做这种事。理查德是世界上最善良的人之一。”

    “你周一上午总是休班吗？”格伦肖的声音很冷淡。她的坐姿、笨重的塑料眼镜和乌黑的蘑菇头发型，所有的一切都让她显得冷酷无情。

    斯宾塞点点头。“周日晚上，我们从不走A12号公路，路上太堵了。如果和理查德一起的话，我们黎明时分就得出发。他一直专注于工作，而我自己做老板。我在柏力街开了一家画廊，就在佳士得拍卖行的拐角处。我们专营二十世纪初期的艺术作品。”这就解释了走廊上吉尔和拉斐留斯的画作。“我们周二至周六营业，所以周一我在家办公。”

    “你昨晚和普莱斯先生说过话。”格伦肖又继续说下去。

    “对，我大约八点钟的时候给他打了电话。”

    “你怎么能确定时间？”

    “昨天是二十七号，是调成冬令时的日子，时间往回调了一个小时。我办完事就打了电话。”他拿出手机，按了几个键，查出他的通话记录。“你看！”他说，“正好八点钟。”

    “在克拉克顿有信号吗？”霍桑第一次开口就近乎敌对，但这并不奇怪。

    斯蒂芬·斯宾塞并没有搭理他。

    “你能告诉我们，你丈夫在电话中说了什么吗？”格伦肖问。

    “他问我在干什么，我们谈了天气和我母亲……很平常的事情。他听起来情绪有些低落，他说还在担心正在处理的案子。”

    “什么案子？”

    “一个离婚案。你肯定听说了，理查德是名离婚律师，一名非常成功的律师。他刚代理了一位叫阿德里安·洛克伍德的房地产开发商的离婚案。他的妻子就是那个作家……你知道的……阿基拉……”他忘了她的姓。

    “阿基拉·安诺。”我说。

    “没错。”他瞪大眼睛，好像突然想起来似的，“你知道的，她威胁过他。在一家餐厅里，她走到他跟前，朝他泼酒。我当时就在场！”

    “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应该马上告诉你们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之前没想起来。但今早回家，看见这里的警察和理查德……”

    他停下来，让自己缓了缓，然后继续说。

    “应该是上周一，当时我们一起在奥德维奇的德劳奈餐厅吃晚饭。那是理查德最喜欢的餐厅，下班后我们经常在那里见面……吃完饭就可以打车回家。总之，那天我们刚吃完，我就看见这个女人走过来。她个子不高，看起来像日本人，我没认出她来，后面还有一个女人和她一起。

    “她停在我们的餐桌旁，理查德抬起头。当然，他一下子就认出她了，但他似乎并没有特别不安。他彬彬有礼地轻声问了一句‘有什么能帮您的吗？’她低头看着他，脸上带着怪异的笑容。她戴着有色眼镜。‘你是头猪！’这就是她的开场白，她还说了一些关于离婚的事，说那有多么不公平。然后她伸手拿起我的酒杯——我一直在喝红酒，虽然我们已经吃完饭了，但杯子里还剩下一些。有那么一瞬间，我以为她要喝掉那杯酒，但她却把酒倒在了他头上。理查德的脸上和衬衫上都是酒，太离谱了。我觉得应该报警，但他不想惹事，只想离开。”

    “她还说了什么？”

    “就这些。她泼完酒之后，立即放下酒杯，说她想用酒瓶子打他什么的。”斯宾塞停下，仿佛刚刚的描述才让他反应过来，“天哪！他就是那样被杀的，不是吗？！”他猛地伸出手来，抱住自己的头，“她说过要这么做的！”

    “斯宾塞先生，我们先不要妄下结论。”格伦肖说。

    “什么叫不要妄下结论？她在大庭广众之下亲口说的，还有十几个目击者。”

    “你们周日晚上的通话里，普莱斯提到她的名字了吗？”

    斯宾塞回想道：“没有，他没有说她的名字，但确实提到了她。我知道他一直在想这个案子……虽然他很谨慎，从不告诉我任何案件细节，但我们在德劳奈时，他说起过这件事。我们打电话的时候，他还说他已经和奥利弗谈过了，就是奥利弗·梅斯菲尔德。他们俩都是梅斯菲尔德·普莱斯·腾博律师事务的资深合伙人……我正要问他们聊了什么，门铃就响了。”

    “这里的门铃？”格伦肖问。

    “没错。我是在电话那头听到的，理查德的话还没说完就停下了。他说‘会是谁呢？’他没想到有人来，让我等一下，然后把电话放下了。”

    “他没挂电话？”

    “对。他应该是把手机放在大厅的桌子上了，停顿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我听到了他在木地板上的脚步声，我好像听到门打开了，然后他说：‘你在这里做什么？’他听起来很惊讶，‘有点晚了。’”

    达伦把这些都记了下来，顿了顿之后问道：“这是他的原话？”

    这次斯宾塞没有犹豫。“是。‘有点晚了。’他就是这么说的。”

    “然后呢？”

    “他回来接起电话，说他待会儿再打给我，之后就挂断了。”

    “他没有告诉你关于这位到访者的其他信息？”达伦总让自己的问题听起来咄咄逼人，令人生畏。即便是祝你早上好，也可能让你感到紧张。“你没听到他们说别的吗？”

    “他什么也没说，直接挂了电话。”斯宾塞的眼泪又涌了出来，“我等着他再给我打电话，却没等到，我想他一定是很忙或者有什么别的事，他经常这样。对正在做的事情，他会全神贯注。今天早上我开车回来，到了家里，看到那些警车，还是一头雾水……”

    霍桑安静地听着，肩膀半转向窗户，这时他回头看了看。“车不错，”他说，“有电动窗吗？”

    “什么？”斯宾塞被这个问题问蒙了，一时忘记了自己的眼泪。我一点也不惊讶。以我对霍桑的了解，他常常说出看似无关的言论。他不是故意冒犯，只是向来如此。

    “这是经典车型，”霍桑继续说道，“什么年代的？”

    “一九六八年。”

    斯宾塞现在三缄其口，指望格伦肖探长夺回话语权。她还真那么做了。“你丈夫被人用一瓶酒袭击，是瓶拉菲古堡红葡萄酒。是阿德里安·洛克伍德送他的那瓶吗？”

    “我不确定，嗯，是的，我想是那一瓶。理查德说过，这酒很贵。这也是浪费钱，因为他不喝酒。”

    “他是个禁酒主义者。”

    “对。”

    “所以家里没有酒。”霍桑说。

    “实际上，厨房里有很多——威士忌、杜松子酒、啤酒之类的，我偶尔喝一杯。但是理查德不喜欢喝酒。”

    卡拉·格伦肖对着霍桑笑了笑，这并没有让她看起来更有魅力。我开始意识到，她的幽默背后有一丝恶意。“你还有别的问题吗？”她问。

    “只有一个。”霍桑转向斯宾塞，“你提到理查德周六下午有客人来。他说是谁了吗？”

    斯宾塞考虑了一会儿。“没有。他只是说有人要来，没说是谁。”

    “我想你大概得到足够多的信息了。”格伦肖插嘴道，她知道霍桑不敢不同意，“我得到斯宾塞先生的全部陈述了，你为什么不现在就走呢？”

    “听你的，卡拉。”

    我有点佩服她控制情绪的方式。她和梅多斯完全相反，她不会让霍桑激怒自己。她已经明确表示了自己才是负责人。我们两人离开，下了楼梯，穿过前门。一出去，霍桑就点了一支烟。在他点烟的时候，我再次检查了折断的芦苇，寻找脚印。果然，地上有一个很小很深的凹痕，可能是某人鞋尖的印记，或者，更有可能是细高跟鞋的痕迹。

    “真是一个蠢货。”霍桑喃喃地说。

    “格伦肖？”

    “斯蒂芬·斯宾塞。”霍桑吹出烟雾，“天哪！我一分钟都不想在那个房间里待了。如果他的手腕再软点，手就要掉下来了。”

    “你可以在那儿托住他的手啊。”我说，“我已经告诉过你了，你不能这样谈论别人的性取向。我就没有谈论，而且也不会写进书里。”

    “你自己的书随便你怎么写，老兄。但我不是在说他的性取向，我在说他的演技，你信吗？眼泪？手帕？他是在睁眼说瞎话。”

    我回想刚才看到的情景，似乎不太像是在演戏。“我觉得他是真的难过。”我说。

    “也许是吧。但他还是在隐瞒什么事。”摩根跑车就在我们面前，霍桑用拿着烟的手指了指，“不可能是从埃塞克斯、萨福克或任何沿海的地方开过来的。”

    “你怎么知道？”

    “他给我们看的照片里，房子没有车库，这辆车不可能在海边停了三天。没有海鸥粪便。挡风玻璃上也没有死虫子。你说他沿着A12号公路行驶了一百英里，连一只蚊子苍蝇也没撞到？我想他就在附近的某个地方，而且不是独自一人。”

    “你怎么知道的？”

    “我不知道，我只是猜测而已。副驾驶的车窗摇下了几英寸，车窗不是电动的。我认为有一半的可能是，车窗就是那名乘客打开的。如果他一个人开车，就得够到另一边摇下车窗，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还有别的吗？”我问。

    “有。有一件事，就是理查德·普莱斯的遗言。‘有点晚了。’你不觉得奇怪吗？”

    “为什么奇怪？”

    “周日晚上八点，他有位不速之客，是他认识的人。他请对方进来，然后提供了饮品。这个季节的伦敦，天可能已经很黑了——毕竟进入了冬季——但这个时间并不晚。”

    “你认为斯蒂芬·斯宾塞在说谎？”

    “我很怀疑。关于那通电话，他可能说的是实话。但这仍是一件奇怪的事情，也许普莱斯指的并不是时间，也许他指的是别的什么。”

    我们一边说，一边沿着菲茨罗伊街前进，把警车和犯罪现场都抛在身后。那辆带我们来的出租车还在等，计价器还在不停地走，司机正在看报纸。我们经过了来时的岔路口，前面能看见远处的汉普斯特德公园，还有里面的湖泊。又走了几步，我们来到玫瑰小屋，它确实是粉红色的，很漂亮，在它自己的小世界里，被灌木和花朵半掩着，所有的玫瑰都被剪掉了，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冬天。霍桑走上前去，按响了门铃，立刻引起了屋里的狗叫。

    等了很久，开门的是一位八十多岁的男性，他裹了件可能是用擀面杖织出来的开襟羊毛衫，站在那里，就像皱缩在开衫里似的，用湿润的眼睛盯着我们。他头发乱蓬蓬的，脸上还有黄褐斑。没有狗的踪迹，它应该是被锁在某个地方，还在门的另一边吠叫。

    “是费尔柴尔德先生吗？”霍桑问。

    “是的。是有关谋杀吗？”他声音洪亮，这高嗓门不仅质疑一切，而且似乎怀疑一切，“我已经把知道的全都告诉警察了。”

    “我们正在协助警方，如果您能抽出几分钟时间，我们不胜感激。”

    “我会和你谈，但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不会邀请你进屋。鲁弗斯不喜欢陌生人。”

    我猜鲁弗斯就是那条狗的名字。

    “听说你看到有人朝苍鹭之醒走去。”

    “苍鹭之醒？”

    “理查德·普莱斯的房子。”

    “对。我知道他住在那儿。”老人清了清嗓子，“我刚到家，那个人就从公园过来了。我总是在晚饭后带鲁弗斯出去，不会走很远，就到保龄球俱乐部，然后再回来。让它方便……你懂的。”

    “那你看到了什么？”

    “我根本没看到什么。当时天太黑了，有人从公园走出来，拿着手电筒。”

    “手电筒？”霍桑很惊讶。

    “没错，手电筒。所以我才看不清他，光线照进了我的眼睛，他离得很远。”他指向大门，在苍鹭之醒的另一边，“那个时间点，也没有牵着狗，独自散步，我确实觉得有点奇怪。至少，我是没看清他的样子。”

    “你确定是个男人吗？”

    “什么？我不知道是男人还是女人。因为有手电筒，我看不清。”

    “但你刚才说‘他’拿着手电筒！”霍桑很生气，他的眼中有怒意，嘴唇几乎抿成一条线。平心而论，亨利·费尔柴尔德确实有些令人恼火的地方。格伦肖探长形容他“有魅力”的时候，肯定是在讽刺他。

    “我不知道是男是女，你也不必问他什么肤色，我已经告诉警察了。就在我要进屋的时候，看到了他，我没有多想，直到我醒来，才发现一切都乱套了，居然发生了谋杀案。”

    “你什么都没听到吗？”

    “你说什么？”费尔柴尔德用一只手捂住耳朵，不经意地回答了霍桑的问题。

    “算了。最后一件事，时间你确定吗？”

    费尔柴尔德看了看手表：“现在是两点五十分。”

    “不是的，”霍桑提高了嗓门，“我是问你带狗出去的时间，你说大约是七点五十五。你确定吗？”

    “肯定是七点五十五分。我总是晚饭后出去，而且我不想错过《鉴宝路演》，所以我到家门口时，看了看手表。”

    “谢谢你，费尔柴尔德先生。”

    “我想他们现在必须要把房子卖了。我得说，我不喜欢这种事情……我喜欢和平与宁静。”

    在他身后的某个地方，鲁弗斯还在狂吠。

    “是啊。普莱斯先生让人给杀了，这也太不体谅别人了。”霍桑用极其恶毒的语气赞同道。

    我们沿着小路往回走。我以为我们会回到出租车上，但我们继续往前，再次从苍鹭之醒前经过。“有一点很蹊跷。”霍桑一边走一边咕哝着，“如果费尔柴尔德说的是实话，那他除了耳背还有点瞎，昨晚可是满月啊。”

    “是满月吗？”

    “是。”霍桑环顾四周，“当时可能很黑，但没有那么黑。费尔柴尔德没有拿手电筒出门遛狗，至少他没说自己拿了。那为什么这位神秘的访客需要手电筒呢？”

    “他不知道房子的位置，”我说，“他必须要看名牌！”

    霍桑想了想。“好吧，这是一种说法，托尼。”

    我们到了公园的入口处，这就是神秘访客出现的地方。在我们前面，草丛一直延伸向远方，十月的湿气笼罩着远处的几个行人。我曾有一条养了十三年的狗，所以我偶尔也会走这条路。凯伍德在路左边，或者你可以继续向前走到汉普斯特德巷，这是连接汉普斯特德和海格特的主干道。之前下了很大的雨，有一个大水坑挡住了我们的路。不管是谁带着手电筒过来，都必须小心谨慎，我很惊讶访客竟然没有在普莱斯家留下泥泞的脚印。也许他脱掉了鞋？

    我不确定霍桑是否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他陷入了沉思，显然无意与我分享。

    “现在怎么办？”我问。

    “今天就到此为止。我在汉普斯特德车站下车，明天我们会在梅斯菲尔德·普莱斯·腾博见，至少在阿基拉·安诺出现之前，那似乎是最好的调查起点了……而且，我猜格伦肖是想直接跟她谈话。”

    “实际上，我在老维克戏院有场会议。”我说，“我十点钟去你家接你，好吗？然后我们可以一起过去。”

    霍桑想了想。我看得出他不喜欢这个提议，但他还是让步了，耸了耸肩，说：“行吧，随便你……”

    回到出租车那里，我发现收费已经超过了六十英镑。和往常一样，我得付钱。每到付出租车和咖啡钱时，霍桑掏钱包总是慢腾腾的，但我并不介意。令我惊讶的是，我已经被案件吸引住了。墙上的数字有什么意义？为什么斯蒂芬·斯宾塞一直在撒谎？我真的很想知道是谁杀了理查德·普莱斯，为什么要杀他。

    到目前为止，我漏掉了三条线索，误解了另外两条。

    事情只会变得更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