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2 章节

    我将不胜感激之至。不过恐怕这得等下次找机会再说了。”

    “好的，我愿闻其详，史蒂文斯。虽然我个人更偏爱鱼类。对于鱼类我可以说是无所不知，不管是淡水的还是咸水的。”

    “所有的生命都跟我们预期中的讨论息息相关，先生。不过，我必须向您告退了。我都不知道杜邦先生已经到了。”

    我匆忙返回室内，迎头撞到的第一男仆忙不迭地跟我说：“我们正四处找您呢，先生。那位法国绅士已经到了。”

    杜邦先生是位个头高挑、举止优雅的绅士，蓄着灰白的胡须，戴着单片眼镜。抵达时他穿的是一身人们经常看到欧陆士绅们度假时穿的那种服饰，确实，他在整个逗留期间，都始终刻意地保持着一副他完全是出于游赏和交情才会来到达林顿府的架势。正如卡迪纳尔先生指出的，杜邦先生抵达的时候情绪不佳；现在我已经记不清楚在他来到英国的这几天里到底都有什么事情惹得他不开心了，不过最让他难过的应该是他在伦敦观光时脚上就磨起来的几个痛疮，而且他很担心它们会化脓感染。我知会他的贴身男仆有事可以找肯顿小姐帮忙，可是这并没有妨碍杜邦先生每隔几个钟头就冲着我打一下响指，跟我说：“管家！我还需要一些绷带。”

    见到刘易斯先生以后，他的情绪明显地大为改观。他跟这位美国参议员相互就像老同事那样亲热地打招呼，而且在那天剩余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们俩都待在一起开心地谈笑忆旧。事实上，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刘易斯先生跟杜邦先生这么几乎寸步不离其实对于达林顿勋爵造成了极大的不便，因为爵爷自然是切望能够在讨论正式开始前，先跟这位著名的人物进行一番密切的个人接触的。在几个场合，我都亲眼见到爵爷试图把杜邦先生拉到一边好私下里说几句话的，可是刘易斯先生却每次都故意插进来作梗，笑嘻嘻地说一句类似这样的话：“请原谅，先生们，但是有件事让我百思不得其解。”如此一来，爵爷很快就发现自己不得不去听刘易斯先生讲他更多的趣闻轶事了。不过除了刘易斯先生之外，其他的客人或许是出于敬畏，或许是因为敌意，都刻意地跟杜邦先生保持距离；这一点即便是在当时普遍都心怀戒备的气氛下都显而易见，而这也似乎更加凸显了这样一种感觉，即杜邦先生果然是能够左右未来数日会议的最终成果的关键人物。

    会议在一九二三年三月最后一周的一个下雨的早上正式召开，为了顾及很多与会者“不宜公开”的性质，会场特意设在会客厅这样一个有些超乎想象的地方。事实上，在我看来，这种“非正式”的做派已经达到了稍显滑稽的程度。这样一个相当女性化的房间里挤满了这么多表情严峻、一身深色正装的绅士，有的沙发上一下子并肩坐了三四个人，这一场景本身就够古怪的了；而且有的与会者又是如此坚决地一定要维持一种“这不过是次社交活动”的表象，居然到了不惜为此而将一份打开的报章杂志故意摊放在膝头上的程度。

    在第一个上午的会议进程中我因为不得不频繁出入于会客厅，所以无法完全跟进会议的整个过程。不过我记得达林顿勋爵的开场白是首先正式欢迎各位嘉宾的莅临，然后就概述了一下需要放宽《凡尔赛和约》诸多条款的苛酷规定这一强烈的道德诉求的基本内涵，强调指出了他亲眼目睹的德国人民正在承受的巨大苦难。当然，这同样的感想我之前已经在很多场合听爵爷表达过了，可是他在这个庄严的场景中的发言句句出自肺腑，是如此令人信服，我不禁再次为之而动容。大卫·卡迪纳尔爵士接下来发言，虽然我错过了他发言的大部分内容，不过感觉基本上更偏重技术性的层面，而且坦白说我觉得是有些高深莫测。不过其基本的要旨似乎与爵爷的意思非常接近，他的讲话以呼吁不要让德国再继续赔款以及法国军队撤出鲁尔区做结。那位德国伯爵夫人紧接着发言，不过这个时候我不得不离开会客厅相当长一段时间，具体原因已经不记得了。等我再次进去的时候，来宾们已经开始进行开放式的讨论，而这些讨论的内容——大部分是关于商业贸易和金融利率的——就不是我能理解得了的了。

    至少据我的观察而言，杜邦先生并没有参与到讨论当中，从他那闷闷不乐的行为举止上也很难看出他到底是在认真倾听别人的发言呢，还是全神贯注在别的思绪当中。在某个阶段，我碰巧在一位德国绅士的发言中间有事要离开，杜邦先生也突然站起身来，跟我一起走了出来。

    “管家，”我们一走进门厅他就说道，“不知道能不能叫人帮我换换脚上的纱布。它们现在搞得我不舒服极了，根本就听不进那些绅士们在说些什么了。”

    我记得，我在请求肯顿小姐给予协助以后——自然是派人送去的口信——就把杜邦先生安置在弹子房里坐等护士的到来，正在这时第一男仆急匆匆地从楼梯上奔下来，面带痛苦的神情告诉我家父在楼上病倒了。

    我匆忙朝二楼跑去，刚转过楼梯口，就看到了一幅奇怪的景象。在走廊的尽头，几乎就正在那扇大窗户前面，映着灰蒙蒙的光线和窗外的雨景，家父定格在一个姿势当中，就好像正在参加某种庄严的仪式一般。他单膝跪地，脑袋低垂，好像正在奋力推着面前那辆手推车，而那辆小车不知何故竟顽固地纹丝不动。两位卧房的女仆表示尊敬地离开一段距离，面带敬畏的神情注视着他所做出的努力。我走到家父面前，把他紧抓在手推车边缘的手松开，扶着他在地毯上躺下来。他双目紧闭，面如死灰，前额上满是汗珠。我叫人前来帮忙，及时搬来了一辆带篷的轮椅，家父就被转移到了他自己的房间。

    将家父安置在床上以后，我一时间颇有些手足无措，不知道接下来该如何是好；因为家父正处在这种情况下，我就这么一走了之实在不合情理，但我又真是一点空余时间都匀不出来。正当我站在门口踌躇不决之际，肯顿小姐出现在了我身旁，并且说道：“史蒂文斯先生，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我比您还稍微多那么点空余时间。如果您愿意的话，我可以代您照顾一下令尊。我会带梅雷迪思大夫上这儿来进行诊治，要是有什么要紧的情况我会通知您的。”

    “谢谢您，肯顿小姐，”我说，然后我就离开了。

    当我返回会客厅的时候，一位神职人员正在讲述柏林的儿童所遭受的苦难。我立刻忙着为客人们添茶倒咖啡。有几位绅士，我注意到，正在饮用烈酒；尽管有两位女士在场，有一两位绅士已经开始抽起烟来。我记得当我手持空茶壶离开会客室的时候，肯顿小姐叫住了我，说：“史蒂文斯先生，梅雷迪思大夫正准备离开了。”

    她说这番话的时候，我看到那位大夫正在门厅里穿戴雨衣和帽子，于是我就走上前去，那把茶壶还在我手里拿着。大夫面带不悦地望着我。“令尊的状况不太乐观，”他说。“如果情况恶化，马上通知我。”

    “是，先生。谢谢您，先生。”

    “令尊高寿了，史蒂文斯？”

    “七十有二了，先生。”

    梅雷迪思大夫想了一会儿，然后又说：“如果情况恶化，务必马上通知我。”

    我再度向大夫致谢，然后送他出去。

    也正是在那天傍晚，晚餐即将开始前，我无意中听到了刘易斯先生和杜邦先生的谈话。当时我出于某个原因上楼来到杜邦先生的房间，在敲门前我习惯性地稍停了片刻，听一下门内的动静。您或许没有养成这种习惯，为了避免在某些极不适宜的时候敲门打搅了别人而采取这种小小的预防措施，我却一直都有这种习惯，而且我敢担保这在我们许多同行当中也是非常普遍的做法。也就是说，我们这样做的背后并无什么不可告人的动机，就拿这次来说，我根本不是有意要去偷听他们讲话的。然而，也是事出偶然，当我把耳朵贴到杜邦先生的房门上时，正巧听到了刘易斯先生的说话声，虽然我不记得当时听到的确切字句了，可他讲话的语气引起了我的怀疑。这位美国绅士的声音听来仍旧一如既往地亲切而又和缓——自打他来到这里以后，这声音已经为他赢得了很多人的好感——可是这会子却又带上了某种绝不会弄错的鬼鬼祟祟的成分。正是因为这一点，再加上他正在杜邦先生的房内、应该正在跟这位至关重要的人物侃侃而谈的事实，使得我没有去敲门，反而继续听了下去。

    达林顿府各间卧室的房门都是很厚实的，我是无论如何也听不清楚完整的谈话内容的；因此上，我现在也很难回忆得起当时听到的确切的语句，其实当天的稍晚时候我向爵爷汇报此事时，情况就已经是如此了。话虽如此，这并不等于我对当时房内正在发生的事情没有一个相当清楚的概念。事实上，那位美国绅士正在表明这样的一个观点，即杜邦先生受到了爵爷以及其他与会者的操纵；他们故意将邀请杜邦先生与会的时间推后，以便于其他人等在他不在场时先行讨论重大的议题；即便在他来到之后，也有人看到爵爷与几位最重要的代表举行了好几次私下的讨论，而没有邀请杜邦先生参加。然后刘易斯先生就开始打小报告，把他来到这里第一天的晚宴上爵爷和其他人说过的那些话讲给杜邦先生听。

    “坦白说吧，先生，”我听到刘易斯先生这么说，“我因为他们对于贵国人民的态度而惊骇万分。他们实实在在地使用了‘野蛮’和‘可鄙’这样的词汇。事实上，几个小时之后我就把它们原原本本地记在了我的日记里。”

    杜邦先生简短地说了句什么，我没听清，然后刘易斯先生又说道：“我就跟您说吧，先生，我真是惊骇万分。这样的词汇能用来形容仅仅几年前还肩并肩站在一起的盟友吗？”

    现在我已经不能确定当时自己有没有去敲门了；考虑到我听到的内容那令人警醒的性质，我当时的判断应该还是撤退为宜。反正是并没有在门外逗留太久——正如事后不久我责无旁贷必须跟爵爷解释清楚的那样——没有听到更多的内容，以便可以据以判断杜邦先生听了刘易斯先生的这番话以后到底会持一种什么样的态度。

    第二天，会客室里的讨论已经达到了一个全新的激烈水平，到午餐时间的时候，唇枪舌剑的往还已经趋于白热化了。我的印象是发言的内容已经带有责难的意味，发言的态度也愈发无所顾忌，矛头直指杜邦先生，而他则手捻胡须，端坐在扶手椅中，几乎不言不语。每次暂时休会，我注意到——爵爷无疑也会有些担忧地注意到——刘易斯先生都会马上就把杜邦先生拉到某个角落或是别的他们能够不受打扰地密商的所在。我清楚地记得，用过午餐后不久，我无意中撞见这两位绅士就在藏书室刚刚进门的位置颇为鬼鬼祟祟地交谈，让我印象格外深刻的是，他们一见到我走上前来，就马上闭口不谈了。

    与此同时，家父的状况既没有好转，也没有恶化。据我的理解，他多数的时间都在昏睡，有几次我有点空余时间爬到那个小阁楼上去探望他的时候，他确实是沉睡不醒。我实际上一直都没有机会再跟他说说话，直到他病情再次发作后的第二天傍晚。

    那次我进去的时候，家父也在睡梦中。可是肯顿小姐留下来照看家父的那个卧房的女仆一看到我就马上站起来，开始摇晃家父的肩膀。

    “蠢丫头！”我叫道。“你这是在干什么？”

    “史蒂文斯先生交代过，如果您再来的话就叫醒他。”

    “让他睡吧。他这个病就是累的。”

    “他说过一定要把他叫醒，先生，”那姑娘道，又开始摇晃家父的肩膀。

    家父睁开眼睛，在枕头上微微侧了一下头，看着我。

    “希望父亲现在感觉好些了，”我说。

    他继续盯着我看了一会儿，然后问我：“楼下一切尽在掌控中吧？”

    “情况一直都瞬息万变。这才刚过六点钟，所以父亲也很可以想象此刻厨房里的气氛了。”

    家父的脸上掠过一丝不耐烦。“但一切都尽在掌控之中吧？”他又问了一遍。

    “是的，我敢说您对此可以尽管放心。我很高兴父亲感觉好些了。”

    他有些慎重地慢慢把胳膊从被单底下抽出来，疲惫地盯着自己的手背。看了好长一段时间。

    “我很高兴父亲现在感觉已经大好了，”我最后又说了一遍。“现在我真的最好还是回去了。就像我说的，现在的情况真是瞬息万变。”

    他又继续看了自己的手背一阵子。然后才缓缓地道：“真希望我对你来说是个好父亲。”

    我轻轻一笑道：“真高兴您现在感觉好些了。”

    “我为你感到骄傲。一个好儿子。希望我对你来说也是个好父亲。但我想我并不是。”

    “恐怕我们现在真是忙得不可开交，不过我们可以明天早上找时间再聊。”

    家父仍旧望着自己的双手，仿佛对它们略有些恼怒似的。

    “真高兴您现在感觉好些了，”我又说了一遍，然后就告退了。

    来到楼下，我发现厨房里几乎是一片混乱，而且总体来说，各级员工无不笼罩在一种极端紧张的气氛当中。不过，我很高兴地记得，到大约一个钟头以后的晚宴时间，就我的团队而言，展现出来的就唯有高效以及专业性的镇定自若了。

    看到那座富丽堂皇的宴会厅高朋满座的场景，总是让人过目难忘，那天傍晚就是如此。当然了，略显美中不足的是那一排排鱼贯入场、清一色身着晚宴礼服的绅士们在数量上超过女性的代表太多，整体的氛围未免显得有些过于严峻；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当年餐桌上方悬挂的那两盏巨型的枝形吊灯还是以煤气为燃料的——整个大厅因此都笼罩在一片清浅而又柔和的光晕之中——不像电气化时代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