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9 章节

    己还没有在此记下来到这座城市途中的任何见闻——只约略提到一开始那在山坡上的短暂停留。考虑到我其实非常享受昨天的旅程，这真算得上一个不小的纰漏。

    我相当仔细地规划过前往索尔兹伯里的这趟旅程，避开了几乎所有的主干道；在有些人看来这次行车路线像是在不必要地绕圈子，不过这样一来我就能欣赏到简·西蒙斯太太在其佳著中推荐的好多处美景了，我必须说，对此我是相当满意的。大部分的时间我都行驶在农田牧地间，置身于绿草萋萋的怡人芳香中，而且我经常会不由自主地放慢车速，缓缓徐行，为的是更好地欣赏途经的一条溪流或是一道山谷的美景。不过据我的记忆，一直到已经行将接近索尔兹伯里的时候，我才真正又从车上下来了一次。

    当时我正行驶在一条长长的直路上，道路两旁都是开阔的草甸。事实上，到了这里土地已经变得非常广袤而又平坦，四面都可以看得很远，索尔兹伯里大教堂的尖塔已经在前方的天际线上清晰可见。一种宁静的心绪涌上心头，因为这个原因我想我又一次把车子开得非常慢了——可能时速不会超过十五英里。也是幸好如此，因为开得这么慢我才及时发现有一只母鸡正以最悠闲不过的步态横穿我前方的道路。我赶紧把福特车停下来，离那只母鸡只剩下一两英尺的距离，这么一来它倒也停下不走了，就站在我车前的路当间。过了一会儿，我见它仍旧一动不动，就按响了汽车喇叭，但这并没有什么用，只使得那只母鸡开始在地上啄起什么东西来了。恼怒之下，我打开车门开始下车，一只脚刚刚踩到踏脚板上的时候，我听到一个女人的声音喊道：

    “哦，我真是太抱歉啦，先生。”

    往周围一瞧，我才发现自己刚刚经过了路边的一幢农舍——一个系着围裙的年轻女人从里面跑了出来，想必是汽车喇叭惊动了她。她从我身边走过去，一个突然袭击把那只母鸡抓住，她把它抱小孩一样抱在怀里，一边再次向我道歉。我请她但放宽心，这对我并没有造成什么妨碍，她说道：

    “真是非常感谢您特意停下车来，没有从内莉身上轧过去。她是个好姑娘，总是给我们生出最大的鸡蛋。您特意把车停下来真是菩萨心肠。而且您可能还急着赶路吧？”

    “哦，我一点儿都不着急赶路，”我微笑道。“这么多年以来，我这是头一回能这么消消停停地享受一下，我得承认，这真是一种相当愉快的经历。您看，我这纯是在享受驾车出游的乐趣呢。”

    “哦，那敢情好，先生。您是要去索尔兹伯里吧，我估摸着。”

    “确实。事实上，前面我们能看到的就是那座大教堂吧？听说那是一座恢宏壮丽的建筑。”

    “哦，可不是嘛，先生，是很漂亮。呃，跟您说实话吧，我自己都还没去过索尔兹伯里呢，所以也讲不清楚它近看是个什么样子。不过我跟您说，先生，我们从这儿天天都能看到那个尖塔。有些日子雾太大了，它就仿佛完全消失了似的。可是您自己也看得出来，像今天这样的好天气，它看上去有多漂亮啊。”

    “赏心悦目。”

    “您没有从我们内莉的身上轧过去，我真是感激不尽，先生。三年前，我们的乌龟就是这么被轧死的，也就在这个地方。为此我们全都非常伤心来着。”

    “真是太惨了，”我说，面色非常沉重。

    “哦，可不是嘛，先生。有人说我们庄稼人早就习惯了家畜伤亡了，才不是那么回事呢。我的小儿子一连哭了好几天。您肯为了内莉停车真是菩萨心肠，先生。既然您都已经下了车了，何不进屋喝杯茶呢？我们欢迎之至。这会给您在路上提提神的。”

    “您太客气了，不过说实话，我觉得应该继续赶路了。我希望能适时地赶到索尔兹伯里，好有时间去看看那个城市的众多胜景呢。”

    “说得也是，先生。那好吧，再次感谢您。”

    我又上了路，出于某种原因——也许是因为我觉得还会有更多的家畜悠闲地横穿马路吧——我仍旧保持着刚才的缓慢车速。我必须得说，刚才的这桩小小的遭遇不禁使我的精神为之大好；我因为一念之善受到感激，又得到淳朴的善意回报，不禁使我对于未来几天里吉凶莫测的旅行计划感到一种特别的振奋之情。也就是怀着这样昂扬的情绪，我来到了索尔兹伯里。

    不过我觉得还是应该暂时回头再说两句家父的事；因为我突然想到，在处理有关家父能力衰退这个问题上，给大家的印象可能是我的态度太过生硬，有些操之过急了。事实上，除了采取那样的方式以外，我当时也是别无选择的——一旦我把当时的整个大背景解释清楚，您肯定也会认同我这种说法的。概括说来，将在达林顿府召开的重要的国际会议已经迫在眉睫，处理问题已经容不得有任何放任姑息或是“转弯抹角”的余地了。还需提醒诸位一句的是，尽管在此后的大约十五年间，达林顿府确曾见证了诸多具有同等分量的重大事件的发生，但别忘了，一九二三年三月的那次会议正是这些重大事件中的第一桩；可以想象，正因为相对来说缺乏经验，大家也就更不敢马虎大意了。事实上，直到今天我仍然会经常回顾那次会议，出于不止一个原因，我将其视作我整个一生的转折点。首先，我想我的确把它看作我真正成长为一名成熟的管家的重大时刻。这并不代表说我认为自己已经必然地成了一位“伟大的”管家；不管怎么说，这样的评判都是不应该由我来论定的。不过，如果有人愿意假定在我的整个职业生涯中至少已经具备了一丁点“尊严”的核心素质，那么此人应该也会希望将一九二三年三月的那次会议当作一个代表性的时刻，在那其中我也许显示出我已经具备了那种素质所要求的能力。那次会议无疑属于那样的重大事件之一：如果它在某个人发展过程的关键阶段不期而至，必将会挑战并且拓展其个人能力的极限，所以自那以后，此人便会以全新的标准来检视和要求自己了。当然了，那次会议之所以令人难忘亦有其他颇为不同的原因，在此我愿详细解释一下。

    一九二三年的那次会议可以说是达林顿勋爵长期擘画的最终成果；的确，现在回顾起来，可以清楚地看到爵爷是如何从会议的大约三年前就开始朝着这个目标努力的。我记得，在大战结束合约起草的时候，他对此还并没有这么全神贯注，我想，公平合理地说来，他对合约的兴趣与其说是源自对于其内容的关注，还不如说是由于他跟卡尔-海因茨·布雷曼先生的友谊。

    大战结束不久后，布雷曼先生初次造访达林顿府，那时他还是一身戎装，任何人都看得出来，他跟达林顿勋爵之间已经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这并没有让我感到吃惊，因为任何人只要一瞥之下就看得出布雷曼先生是位高尚正派的士绅君子。从德国陆军退役以后，他在之后的两年间每隔一段时间都会再次造访，而你忍不住会有些震惊地注意到，他的境况已经是每况愈下了。他的衣着越来越敝旧，他的身形越来越单薄；他的眼睛里现出一种惊恐不安的神色，在他最后的几次造访中，他会长时间地凝视着虚空，忘记了爵爷就在他身旁，有时甚至在爵爷跟他说话时都茫然不觉。我本以为布雷曼先生是罹患了什么严重的疾病，可是听了爵爷当时的一番话，我才明白情况并非如此。

    应该是临近一九二〇年末的时候，达林顿勋爵踏上了他数度柏林之行的首次旅程，我还记得那次初访对他造成的深刻影响。他回来以后一连好几天都心事重重，我还记得我有一次问他柏林之行是否愉快时，他的回答是：“令人不安，史蒂文斯。令人甚为不安。如此对待战败的敌人对我们而言实在是名誉扫地。这完全背离了我们国家的传统。”

    不过，还有与此有关的另一件事一直生动地留在我的记忆当中。如今，原来的宴会厅已经不再摆放餐桌，那个宽敞的大厅由于其天花极高且非常华美，法拉戴先生就将其派作了类似画廊的用场。但是在爵爷的时代，宴会厅还是经常使用的，常设的长餐桌可供三十位或更多的客人就座用餐；实际上，那个宴会厅是如此宽敞，只要在常设的长餐桌一头再加设几张小餐桌，就能供差不多五十位客人就座用餐。当然，在寻常的日子里，达林顿勋爵就跟如今的法拉戴先生一样，是在气氛更加亲切的餐厅里用餐的，那是招待十二位客人用餐的理想场所。不过我记得在那个特别的冬夜里，餐厅因为某种原因无法使用，达林顿勋爵只得跟唯一的一位客人——我想应该是爵爷任职外交部时期的同僚理查德·福克斯爵士——在那空旷的宴会厅里共进晚餐。您无疑也会同意，在侍餐的时候，最困难的情况就莫过于只有两个人用餐了。我本人是宁肯只伺候一位用餐者用餐的，哪怕他是个素不相识的陌生人。在有两个人一起用餐的情况下，就算其中一位是自己的主人，你也会发现最大的难题就在于很难做到既要全意殷勤又须完全不引起注意这一优质侍餐服务的核心要义；在这种情况下，你难免会有这样的怀疑，即你的在场是否妨碍了两位用餐者的谈话。

    那天晚上，宴会厅里的大部分空间都处在黑暗中，两位绅士肩并肩坐在长餐桌的中间位置——因为餐桌过于宽大，不宜于对坐——照明只有餐桌上的烛台以及对面噼啪作响的炉火。为了将我的存在感减到最低，我决定站在比平常距离餐桌远得多的暗处。当然了，这一策略也有其明显的不利之处，每次我走向光亮处侍餐的时候，还没等我走到餐桌前，我前进的脚步就会产生又长又响的回声，以最招摇的方式让用餐者注意到我的到来；不过也确有一大优点，可以使我站在一旁待命时几乎不会被人注意到。正是在我这样侍立于离开两位绅士有一段距离的暗处的时候，我听到坐在两排空椅子中间的达林顿勋爵谈起了布雷曼先生，他的声音一如既往地平静而又温文，然而却在高大的四壁间产生了强烈的回响。

    “他曾是我的敌人，”爵爷说道，“可是一直都表现得像个绅士。在我们两国相互炮击的六个月期间，我们彼此都能以礼相待。他是位绅士，必须恪尽职守，我对他本人并无丝毫怨恨。我曾对他说：‘听我说，我们现在是敌人，我会不惜一切跟你战斗到底。但是在这一可悲的事务结束之后，等我们之间不必再相互为敌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一起喝一杯。’但可悲的是，这一君子协定却让我成了一个骗子。我的意思是，我跟他说过一旦战争结束以后我们就不再相互为敌了。如今我有何面目再去见他，跟他说我所言不虚呢？”

    就在那同一个夜晚的稍后时段，爵爷一边摇着头，一边语气沉重地说：“我是为了维护世界的正义才打那场战争的。据我的理解，我并没有参加到针对日耳曼种族的仇杀当中。”

    时至今日，每当听到针对爵爷的各种说法，每当听到这些日子里甚嚣尘上的有关他的行事动机的那些愚蠢的诛心之论，我就会高兴地回忆起他在那间空荡荡的宴会厅里说出的那番肺腑之言。在以后的这些岁月当中，针对爵爷的所作所为无论曾有过如何纷纭复杂的说法，至少我个人从未怀疑过，他所有的言行无不源自他内心深处渴望伸张“世界的正义”的终极愿望。

    那个夜晚过后没多久，就传来了布雷曼先生在汉堡至柏林的一列火车上开枪自杀的噩耗。爵爷自然是非常难过，并马上制订计划，对布雷曼夫人致以哀悼之情并予以经济援助。然而，在经过好几天的努力之后——其间我本人亦曾竭尽所能给以协助——爵爷都寻觅不到布雷曼先生家人的任何行踪。看来，他已经有挺长一段时间无家可归、妻离子散了。

    我相信，即使没有这个不幸的消息，达林顿勋爵也会开始他日后的那些作为的；他那唯愿终结不义与苦难的渴望就深深地根植于他的本性中，他是不可能改弦更张的。事实上，布雷曼先生死后不过几个礼拜，爵爷就开始花费更多的精力和时间致力于解决德国的危机。众多政府的权贵与社会上的名流都成为府里的常客——我记得，这其中就包括了丹尼尔斯勋爵、约翰·梅纳德·凯恩斯[2]先生和H·G·威尔斯[3]先生，那位著名的作家，以及其他很多“不宜公开”的人士，在此我也就姑隐其名了——这些来宾经常和爵爷一连好几个钟头闭门密商。

    有些来宾事实上是绝对“不宜公开”的，我得到指示要确保不能让仆佣们得悉他们的身份，有时甚至都不能让人看到他们。不过——我可以自豪而又感激地说一句——达林顿勋爵从来都未曾试图避过我的耳目；我还记得有好几次，某位大人物一句话说到一半就停下来，警惕地瞥上我一眼，而爵爷无一例外地都会保证说：“哦，但说无妨。在史蒂文斯面前您什么话都可以讲，这一点我可以向您保证。”

    于是，在布雷曼先生去世后的大约两年间，在爵爷与那段时间已成为其最亲密盟友的大卫·卡迪纳尔爵士的不懈努力下，已成功地聚集起一个由重要人士组成的广泛联盟，其共同的信念是德国的现状已经不能再这样持续下去了。这其中不但有英国人和德国人，还有比利时人、法国人、意大利人和瑞士人；他们的身份则是高级外交官和政要、杰出的神职人员、退役的军方士绅、作家与思想家。其中的有些绅士是因为跟爵爷的见解一致，深切地感觉到在凡尔赛签订的和约远非光明磊落，为了一场已经结束了的战争而继续惩罚一个战败国是不道德的行径[4]。其他人显然对于德国或是她的子民并不这么关心，但他们认为该国的经济乱象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