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2)
间就对上了。然而，按照小语的叙述，这条信息是郑念停车不方便，挂掉电话之后约半小时才发给她的，现在却比张伟查到的车辆进场时间还早了3分钟。
也就是说，按郑念和小语打电话时的说法，停车的时间应该是晚9点28往前推半小时，9点整不到。停车场收费系统记录的车辆入场时间却是9点31分。两者差了半个小时以上。
杜然绕到车前看了看，确认装了ETC，又走回来叫小胖联系机场高速交警那边，请他们帮忙查一下这辆车当天的扣费记录，看看他具体是什么时间到机场这边来的。
小胖报了车牌过去，对方很快就返回了结果。
“ETC的记录是晚7点56分。”
张伟捏着睛明穴，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时间差越来越大。
郑念的这辆银色本田思铂睿，晚8点不到就已经开下了机场高速、到达机场附近；9点左右他和小语打电话说在停车；但9点31分，才进入现在这处停车场。
“他不会是被人给害了吧？”小语看得出他们的困惑，也越来越焦虑。
“说了让你别乱猜了，现在什么东西都没有，你胡猜乱想有什么意义？”
杜然说时间也不早了，今天就到这里，问张伟要不要先送她回去。
“那你和小胖呢？”张伟问。
杜然拍了拍小胖的肚子说，他们一起坐痕检的车回去。
“那好。”
张伟带着小语走后，杜然在银色本田的右后轮边蹲了下来。
他从痕检同事手上借了一把镊子，用手机照着轮胎的前面，刮了刮挡泥板上的泥沙，夹起一片小小的、半透明的不规则圆片。
“刚刚张伟的灯照到这边的时候我瞟到这里有亮晶晶的反光，”他喊来痕检的同事，“应该就是这个东西，你们看着像什么？”
“干了的鱼鳞吧。”痕检的同事看了挺久，才做出判断。
“这么细的鱼鳞？”小胖捏着小拇指比照，还不到指甲盖十分之一的大小。
痕检的同事说，那得看品种，有的鱼鳞片大，有的鱼鳞片小，有的鱼没有鳞。
“这边还有。”杜然又从挡泥板上刮下来一两片，问他能不能判断是什么鱼的鱼鳞。
“反正不可能是草鱼、鲫鱼和鲤鱼。”痕检的同事说，细鱼鳞的淡水鱼比较少，常见的有鳜鱼和鲈鱼，海水鱼那就多了，一般都是细鱼鳞。
“今天的蒸腊鱼好吃，好久没这道菜了。”
打完午饭，张伟碰见杜然，夸赞食堂的饭菜可口，顺便问他上午干吗去了。
“黎万钟那个公司，本来都关门大吉了，今天去了一帮人闹事，拉横幅、讨说法。我就过去瞧了瞧，还真是些可怜人。”杜然夹了他一块腊鱼走，说自己刚才打菜的时候都没看见。
“可怜咯！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张伟如此评价。
“你这么说也没错，”杜然点评他的评价，“但是我最近感觉到，人有时候真的是感性动物。你是没有去现场，有个女人揪着自己的头发，发狠地捶自己的头，说她把给老公治慢性病的医药费都投在里面，已经不知道该怎么活了，只想去死。我看到那个画面，只能想到可怜，恨不起来。”
张伟叹了一口气，说这让他想到那个女孩小语。那天送她回去的路上她一直哭，也不知道怎么样了，等会儿应该给她打个电话问问情况。
“鳜鱼哥那辆本田车我们还接着跟吗？”张伟问杜然。
“暂时不跟了。”杜然告诉他，线索实在太少，只能先放一放。不是所有藤上都能摸到瓜，没必要在一根藤上吊死。
“你那天不是在他车上的一块挡泥板上发现了鱼鳞，拿去做检测了吗？”张伟问。
“对，去做了DNA，想检测一下到底是什么鱼的鱼鳞，但是很可惜，没检测出来。”
“什么鱼？”张伟似乎不理解为什么要测这个。
“嗯，结合机场附近的环境，我设想了三种可能性。”杜然告诉他，“第一种是这辆车去过水边。机场那边有两个大一点的水库，谷塘水库和蛟龙水库，好像都有渔场，还有好多大大小小的无名湖。你再想想那个消失的行李箱，鳜鱼哥被害的可能性就很大了。”
“装进行李箱，抛尸沉水？”张伟在脑海中推演了一番，“这样一来凶手可就厉害了，懂得把车停到停车场制造登机假象，还把车里收拾得干干净净，反侦查能力很强啊。可是这和是什么鱼的鱼鳞有什么关系？”
“机场附近还有哪里最可能出现鱼鳞呢？”杜然并没有直接回答他，“我想的第二种情况是车去过机场的生鲜货运区。这个就有点难理解了，我去问了机场那边的同事，他们感觉人不见了最大的可能性是偷渡。”
“偷渡？”
“对，他们说这种事情在别的机场有侦破过的案例。这种事一般很复杂，要买通机场内部人员，还要找外国人当赌托，通过伪装成工作人员混进关卡，再通过摆渡车之类的移花接木登机飞走。黄花机场这边还没发现过这种情况，但也不能说百分之百没有。”
“可是为什么要偷渡呢？他好像经常出国演出和游玩，去哪里签证应该都很好办吧？”
杜然说他也搞不清楚，如果郑念要偷渡，唯一能想到的情况就是发生了什么非常紧急的事情，他不得不走，而签证一时半会儿又办不下来。
“一周之后……崔远的死？”张伟陷入沉思，旋即又回过神来，“不是，我还是没太明白，这和你去检测是什么鱼有什么关系？”
“去水边常见的是什么鱼？”杜然反问。
“死鱼啊。”
“不是活鱼死鱼的问题，”杜然白了他一眼，“换个问法吧，走生鲜空运的一般是什么鱼？”
“那当然是贵的鱼啊，海鲜啊……”张伟忽然懂了他的意思，“是哦！如果能通过DNA测出来鱼的品种，知道是淡水鱼还是海鱼，那就能确定车去过水池水库边或者生鲜货运区的两种可能性，哪种更高一些了。”
杜然耸肩说，可惜没测出来。
“你刚才不是说有三种可能吗？还有一种是什么？”问了半天，张伟的饭菜都快凉了，他仍然在期待一些曙光般的突破。
“第三种可能，那点鱼鳞根本就是偶然挂在挡泥板上的，和这些事情完全无关。这才是可能性最高的一种啊，你不觉得？”
“也是。”张伟当然也懂。
“偷渡、被害，或者其他什么，不管是哪一种，都处理得太干净了，”杜然扒了几口饭进嘴，边嚼边说，“林队不是让我们找直觉吗？我的直觉告诉我，鳜鱼哥这事，不出意外会成为一个悬案。”
“你怎么又调侃林队，就不怕我打小报告？”张伟无奈地笑了笑。
杜然没有笑：“不是在调侃，我讲真的。”
田刚泡了一壶茶，用头泡的茶水洗了两个杯子。
“老林，我们多少年没有一起喝茶了？”
“得有七八年了吧。”林立莲将杯中的茶水慢慢饮尽，说还是老田泡的茶最好喝。
林立莲告诉老田，去长沙以后，自己也曾买了茶具和好茶叶，但不管怎样弄，就是泡不出这种感觉。
“那是自然。”田刚饮着茶告诉林立莲，“自古禅茶一味，你的观念里有没有那些东西，会反映到你的行为上来，行为又影响结果。这世间很多事不都是这样吗？”
“所以，你这茶里是禅味？”
“茶自然就是茶味啊，”田刚笑了笑，“但是你说你自己泡不出来的那种感觉，它又是什么呢？”
“我不知道。”林立莲答不上来，说这么久没见，你怎么越来越深奥了。
“我只是想说，你问我的茶为什么好喝，我也不知道那是为什么啊。”田刚告诉他，一个人的行为是由他的观念驱动的，而观念怎么潜移默化影响人，很多时候自己是无法感知到的。如果被别人感知到，问他那是什么，很可能他也是说不清、道不明的。
林立莲问他这些年是不是还在看佛经。
“在看。”
老田说最近在重新看《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看到“一念中有九十刹那，一刹那经九百生灭，诸有为法悉皆空故”。
林立莲问那是什么意思，老田便告诉他，经书这种东西，向来各人有各人的理解，各时有各时的理解。
老田说自己之前的理解是，时间的度量是相对的——有时候在你看来极其短暂的时间里，很多事也许已经发生了无数次的变化。同理，有时候你觉得这世界上发生了很多事，但站远一点看，又会感觉那只是一刹那，从因到果，再简单不过了。
林立莲问他现在又是如何理解的。
“现在我觉得我不理解了，也不想去理解了，就只是看看。”老田说，“做我们这种工作，接触到的净是些人间的悲剧。之前我难免会把这些东西，往那些人的命运上面靠，越去思虑就越困惑，罢了，罢了。”
在林立莲眼中，田刚一直是个很有趣的老朋友。当年的他能力突出，比自己还强，但有一点古怪。他自称是个坚定的无神论者，不信佛也不信其他宗教，却又特别喜欢看佛经。林立莲清楚，他的无神论立场不是那种出于工作便利的遮掩，是真真实实地贯彻到他所说的“观念”之中，而他对佛经的喜爱，仿佛又是一种沉迷逻辑思维解密的趣味。
这么多年，老田一直在常德市公安局当基层刑警，没有提过升职，也没有提过调岗。
“好了，不聊这些有的没的了。”
老田递给林立莲两张A4打印纸，第一张是一个女孩的身份证信息。激光打印的黑白图像，可能是硒鼓缺墨的缘故，面部模糊，字也几乎都看不清。
“你讲的那个崔远，真的是一点信息都没留下。我琢磨着，他如果真的到常德生活过几年，很可能是用了个假身份。”
老田说，于是他换了一种思路，从案件的另外一个关键人物黎万钟入手，查了查他那几年在常德的活动轨迹。
“也很少，不过有。”
“真有？”林立莲眼睛一亮。
根据老田查到的信息，2007年4月份，一辆登记在黎万钟名下的小汽车，在柳叶大道出过交通事故。司机叫姚罗巧，长沙人，今年38岁。转弯进长庚路的时候，碰到了一位骑电动三轮车的78岁老农，老农找姚罗巧索要医药费，姚罗巧怀疑他是碰瓷的，两人僵持不下，就报了警，所以有了痕迹记录。
“不就正好是我离开的那一年？”林立莲问能不能联系上这个姚罗巧。
“已经联系过了，他给黎万钟当过一段时间的司机，不过几年前就没在做了，后来自己买了台的士，在长沙当的哥。”老田做事总是快人一步。
他问过姚罗巧，还记不记得当年那起交通事故，姚罗巧表示记得。他后来又问姚罗巧那一年开黎万钟的车来常德做什么，姚罗巧的说法是，送黎万钟的女儿来常德看病。
“黎万钟的女儿？”
林立莲低头看着自己手中的A4纸，仔细分辨女孩身份证上的名字。
“黎冰心？”
“对，准确点说，黎冰心应该是黎万钟和前妻的女儿。2006年，黎万钟再婚之后又得了个男孩。”老田说。
“黎万钟应该挺有钱的，什么病在湘雅都看不好，还非得来常德看？”
林立莲不理解，老田也不理解，所以他问了姚罗巧同样的问题。
“姚罗巧说，他记得黎冰心是有精神方面的问题，才需要住院的。她有很严重的焦虑症和恐惧症，容易突然惊恐，怕鸡和所有长翅膀的东西。至于当年为什么选择来常德住院，姚罗巧自己觉得，黎万钟就是嫌弃她是个女孩，不想在她身上花太多钱。在常德康复中心住院，比在长沙住院便宜很多，省钱。还有一点是父女俩关系不融洽，隔得远就见得少，眼不见心不烦。”
回想起黎万钟上千万的涉案金额，林立莲听到荒唐的“省钱”二字后，露出极度厌弃的表情。他仔细分辨黎冰心身份证号码上的生日编码部分，1992年出生，2007年不过才15岁。这究竟是怎样的一个父亲。
“本来这个事，查到这里也就结束了。”老田重新泡了一泡茶，用公道杯分给自己和老林，喝了两口。
“昨天我去常德康复中心查了查档案记录，2007年底，黎冰心就结束治疗出院，回了长沙。”
老田说，查完档案已经到了傍晚，他本来准备直接回家。
但是走到医院的导诊台前，将要出门的时候，心底一直有个声音，隐隐约约，告诉他必须要再回单位一趟。
老田把林立莲手中的A4纸翻到第二张，又是一个女人，是她的死亡报告。
“我回来查了查那两年和常德康复中心相关的案子。”老田告诉林立莲，还真有。
“2008年8月9日清晨，奥运会开幕的第二天，康复中心一个名叫赵蓉的32岁女护士，从自家公寓的楼顶坠亡了。当时区分局的同事做了些简单调查，写的死因是意外坠亡。”
老田用两根手指，从一张白纸滑到另一张白纸上，从一张面孔，滑到另一张面孔。
“这个2008年意外去世的护士赵蓉，”他说，“正好是黎冰心2007年出院之前负责她的护士。”
常德市康复中心的唐主任听明白了林立莲和田刚的来意。
“黎冰心我知道的，在我这里住院治疗了半年多吧。”
他说，那孩子的父亲黎万钟黎总，之所以送她来这里治疗，价格便宜可能是一方面，但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和自己是熟人，知根知底，希望这边能尽快把女儿治好。
“我和黎万钟算得上半个朋友，他以前也找我看过病的。”
唐主任说黎万钟和自己一样，都是澧县一中毕业的，黎万钟的同班同学又是自己在中南大学的师兄，后来几经介绍也就认识了。
“黎万钟也是常德澧县人？”
这个信息，林立莲尚未掌握。崔远与黎万钟都有澧县生活的经历，如此一来，他们的距离在渐渐拉近，但仿佛又隔了一层薄薄的窗纱。
“是啊，他很年轻的时候在澧县当老师的，教英语，80年代吧。九几年的时候去了长沙做生意，都是很早以前的事情了。”
唐主任说，他已经好几年没有和黎万钟联系了。2007年黎冰心出院之后的几个月，他们还偶尔电话沟通一下康复情况，后来病情好转很少复发，也就没有往来了。
“这个黎冰心是什么病？”
“焦虑症和恐惧症。”
这两个词听起来意思接近，林立莲问区别在哪里。
“这两种都属于精神疾病，要讲清楚全部的区别不是很容易。简单来讲，恐惧通常有当下存在的、具体明确的激发对象，比如我突然面对密集的东西、巨大的东西、人际交往等等，会感到害怕；而焦虑是对未知的、模糊的未来感到不安，什么事也没发生，但是我就是担心坏事会落到我头上。”
“听说黎冰心特别怕鸡？那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对，她的恐惧症里面包含禽类恐惧症。不只鸡，通常所有的鸟类都害怕。这类恐惧症具体的原因尚不明确，但是医学上对心理类疾病有一个共识，心理问题的出现，通常不会是简单的个例，而是以一种亲密关系作为继承的。”
林立莲问，这是不是一种遗传病。
“生理上基因遗传的因素也有，不能否认吧，但我说的是一种共同生活中，认知行为上潜移默化的影响，反倒像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传染。父母同子女之间、爷孙之间。尤其是还没有走入社会的小孩子，通常情况下，孩子焦虑的，养育他的人肯定也焦虑，孩子恐惧的，养育他的人肯定也恐惧，区别只在于表现方式、发现与否和程度问题。”
唐主任再次聊到黎万钟的情况。
“黎总本身就有焦虑和恐惧，十多年前来我这里看过病。他这个人吧，焦虑和恐惧是相辅相成的。本来也算是个知识分子，在学校教英语的，那个年代的一些变故，给了他很大打击。
“怎么说呢，他当年总是拿收音机偷偷听一些国外的广播，有了一种很奇怪的想法，觉得国内非常不好，得出国定居才能安全。所以他就离开了学校，去做生意拼命挣钱，想着有朝一日钱赚够了，就去国外生活。
“他对赚钱的渴望，已经到了一种非常病态的地步。老实讲啊，他之前做的那些生意我后来也有耳闻，卖假酒假烟发家的，什么来钱快就做什么，没什么道德。我师兄他们一帮同学，也早已经不和他来往了。”
林立莲问他，黎万钟的这种心理疾病，后来治好了没有。
唐主任摆摆手，说这种问题要完全治好是很难的，但是通过药物和一些精神分析与认知行为疗法，能缓解到不影响正常生活的程度，就已经算是很成功的治疗了。
唐主任告诉他们，现代人很少有绝对心理健康的，多多少少都面临着不小的压力，所以紧张、焦虑、恐惧、抑郁，也多多少少都会有。
老田问他那黎冰心后来怎么样。
“黎冰心后来的康复情况实际上要比她爸爸好。我们这里有音乐康复疗法，她发现了自己对音乐的天赋和兴趣，就像找到了一种支撑和隔离，让她从那种家庭氛围中，渐渐脱离出来了。”
“我查到你们当时有个护士叫赵蓉，2008年的时候去世了。她和黎冰心关系怎么样？”
田刚瞧了一眼挂在墙上的白大褂，以及旁边的排班表，排班表上面贴着一张张照片，每个人都保持着礼貌而含蓄的微笑。
“又在看值班表啦？”
唐主任端着保温杯推开门，看见一头乌黑短发的黎冰心站在办公桌前，面朝墙望着，问她今天的检查结果怎么样。
黎冰心说还可以，马马虎虎，一切正常。
她忽然又开心起来：“今天谁教唱歌？是若娟阿姨还是赵蓉阿姨？”
唐主任说自己也不知道，反正不是苗若娟就是赵蓉，问她更喜欢哪一个。
“若娟阿姨唱得好，但是每次选的歌都太老了。说实话，我更喜欢赵蓉阿姨一点，虽然唱得不怎么样嘛，但是至少知道我们更喜欢听什么歌一点。”
说完，黎冰心又赶紧捂住嘴，觉得自己说了不该说的话。
“唐主任，你可不要告诉她们啊，不然我又得罪人了！”
唐主任呵呵笑，问她都快要出院了，怎么还怕得罪人。
“出院又不代表恩断义绝不联系了，我会经常给你们打电话的！或者你们有没有QQ？我们加个QQ，以后就可以在网上继续聊天了。”她对这半年来的住院生活表现出珍惜和不舍，说自己以前都不怎么会交朋友，在这里交到了好多朋友，大朋友小朋友都有，所以很庆幸自己来了这里。
唐主任让她放心，说今后出去了，可以交到更多朋友。
黎冰心叹了一口气，说希望大家都能尽快康复，尽快出院，去过正常人的生活。
“大家都对我太好了，知道我要出院，送了好多礼物给我哦！”
黎冰心说等会儿要把箱子拿给他和两位护士阿姨看，周沅送了她一只用手帕卷的小老鼠，马恬妍送了她一瓶彩色纸条折的小星星，杨菲画了一张她的画像送给她……
她说赵蓉阿姨总是鼓励她，夸她有音乐天分，让她出去以后，不要觉得随便唱唱歌就可以了，要长进，可以学一门乐器，往专业的路子上走。毕竟休了一年学，文化课成绩有影响，可以试试音乐特长生的路子。
“我觉得是个很好的建议。”黎冰心做了个鬼脸，“不过我没有告诉她，我学习成绩本来就不好。”
“去考音乐特长？是可以啊！”
唐主任也觉得赵蓉这个建议不错，看得出来是替黎冰心仔细考虑过的。
时间不早了，他放下茶杯，推着黎冰心出门去，最后一堂唱歌治疗课马上就要开始了。
黎冰心告诉他，自己最近很喜欢走康复中心的楼梯，觉得一步一个脚印地往上，特别有踏实感。
“也就是说，黎冰心和赵蓉的关系，还挺好的？”
唐主任点头，给了林立莲一个肯定的答复，林立莲同田刚交流了一下眼神。
“你对一个叫崔远的人，有印象吗？”
“崔远？”唐主任的表情有些复杂，仿佛在用力回想。
“只有一点点印象。”他捏着手指比出很少的手势，可见真的记不太清。
“我忘了从哪里听到这个名字的了，应该没见过这个人。”
“大概的时间段，比如是哪一年听到的你还记得吗？和黎冰心有关吗？”
唐主任摇头，说自己这些年来接诊的病例太多了，实在是记不清了，确实只有一个非常模糊的印象。
林立莲干脆从手机里翻出崔远的照片，递给唐主任看。
他眯着眼端详了一会儿，忽然想起来屏幕上的这个人是谁了。
“这不是周老师吗？”
“周老师？”
“周……什么森。”
“周启森？”林立莲眼睛一亮，那是崔远小时候的名字。
“对对对！周启森！我们这里以前的护士苗若娟的男朋友。我想起来了，是2008年！他过来帮若娟一起教孩子们唱歌，还唱了奥运会的主题曲《北京欢迎你》，我记得很清楚。”
田刚问他，这个苗若娟后来去哪里了。
阳光洒进房间，角落里是几盒没来得及丢的康师傅泡面碗。
罗门在招待所里醒来，转头见到浩南正坐在隔壁床上看手机。
浩南告诉他自己几乎一晚没睡着，脑袋里全是郭跃可怜的老母亲哭诉的样子。
罗门拍拍他的胳膊，说现在还不是感情用事的时候，需要集中精神，继续把案情往前推进。
“林队刚发来消息，在常德那边有进展，得到了不少新的线索。”
浩南告诉罗门，林队说黎万钟以前很可能是澧县人。
“澧县人？”罗门还以为自己听错了，“他的身份证号和户口不都是长沙的吗？”
“我找小胖确认过，确实是长沙户口和身份证。”
浩南继续告诉罗门，但是小胖也说了，国家对身份证和户口的管理，在90年代后期才逐渐完善和严格起来，包括应用现在习以为常的防伪技术和规范管理。如果黎万钟离开澧县的时间比较久远，在那个年代，要重新伪造长沙人的身份也不是完全没可能。
“那得多久远？”罗门打了个大哈欠。
“黎万钟1965年出生，林队说他在澧县当过一段时间的英语老师，那时他至少也得有20多岁了，1985年往后几年可能都还在？另外小胖说，他结过三次婚，第一次是和一个姓金的女人1992年在长沙领的证，那个时候他就已经是长沙的身份证和户口了。”
1992年，是27岁的黎万钟在长沙结婚的那一年，也是14岁的崔远父母双亡、离家出走的那一年。
罗门问浩南还记不记得搅拌站守门人的话与乔先贵笔录的矛盾。
出于某种原因，原本打算北上去往河南嵩山少林寺的崔远和养母崔静莲竟然在长沙相遇。尽管有翔实的物证表明两人在长沙是偶遇，但罗门和浩南都觉得，那很可能是精心制订好的计划，故意拿给乔先贵看的。
“这个时间点……黎万钟为什么从澧县去了长沙？又为什么要改自己的户口和身份证号码？”罗门觉得太巧了。
他一边思考，一边缩回被子里，忽然又掀开被子看着浩南。
浩南问他怎么了。
他有些激动地告诉浩南，刚才忽然想到一种可能性。
“乔先贵的笔录中，崔远的养母是因为丈夫带着刚出生不久的女儿去了长沙才想着去长沙的吧？会不会黎万钟，就是崔远养母的前夫啊？”
浩南倒是没有太惊讶，说他早想过这个可能性。
“按照小胖的记录，黎万钟伪造了长沙身份，那么婚姻关系也不是没有编造的可能。1992年，他用长沙身份证第一次结婚，但实际上他很可能在澧县已经用旧的身份信息结过一次婚了，你是这个意思吧？”
罗门看着他的眼睛说没错。
“但是刚才澧县公安局给我回消息了，”浩南举起手机给罗门看，“据他们查到的资料，崔静莲的前夫并不是黎万钟，而是一个叫高致远的男人。”
罗门张了张嘴，欲言又止。
“你是不是又要问，高致远会不会是黎万钟以前在澧县时用的名字？”浩南看穿了他的想法。
他很遗憾地告诉罗门，应该也没有这个可能。澧县公安局查过了，这边的档案里既有黎万钟，也有高致远的信息。他们90年代好像都在澧县当过老师，不过不是在同一所学校。
罗门坐在床边挠挠头，又打了一个长长的哈欠。
浩南也有些惆怅，说澧县公安局表示，这边资料很少，就这么一点。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距今太过久远了，想查一个人很难。
“不管怎样，如果他的那些过往和现在的案子有强关联，关键还是得从崔静莲下手。”罗门闭上眼，有些慵懒但又很肯定地说。
浩南有点不太理解，问为什么。
“时间错位了。”罗门说。
“我们假设那段时间黎万钟就在澧县的县城活动，直到1992年才去往长沙，”他进一步解释，“而崔远直到1992年遇到崔静莲之前，一直都是以周启森的农村娃身份生活在临澧县农村，所以不大可能会有什么直接接触。”
“嗯？”
浩南仔细想了想，才明白过来他的意思。虽然黎万钟和崔远都在“澧县”这个空间里活动过，但是从时间上推算，他们彼此的人生几乎正好错开，应该不存在直接的恩怨。
如果有交集与恩怨，那么最大的可能就是因为崔静莲了。她满足与黎万钟相互接触的条件，又是崔远此后在澧县最为亲近的人。她最有可能导致了两人后来的接触。
“崔静莲是怎么去世的？”罗门轻轻问了一句。
“一场车祸。”
1998年负责处理那起事故的罗警官，如今已经调到了县检察院工作。在澧县公安局的帮助下，罗门和浩南还是找到了他。
“那次出警，我印象比较深刻，是一起有点复杂的车祸。”
根据罗检察官的描述，1998年，大洪水退去后一两个月，崔静莲带着她的儿子崔远在街边行走时，在丁公桥附近被一辆速度极快的摩托车给撞死了。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当时摩托车手肇事逃逸，除此之外案子全是疑点。
因为丁公桥是当时澧县较为繁华的县城中心地段，那起车祸目击者众多。有几个目击者声称，崔静莲是自己朝摩托车冲过去的，也有人说不是，那摩托车开得快又东倒西歪，肯定是车手喝了酒，分歧挺大。
“后来我们得知，崔静莲的精神状态一直不是特别稳定。到底是车撞人还是人往车上撞？说不清楚。”
找到肇事摩托也不是一件容易事，好在案发第二天，肇事者就主动投案自首了。
来者是一位50多岁的男人，名叫张广生，家住新河那边。他承认自己前一天下午喝了酒出去买鱼饲料，回家的路上在丁公桥撞了人，因为害怕就逃走了。他称自己回家后非常后悔，考虑了一晚上，决定还是前来自首。
然而问题在于，这个自首的人和现场目击者的描述有些微出入。他体型偏胖，而目击者大都说肇事者看上去偏瘦；他年纪较大，肇事者虽然戴着头盔看不到脸，但目击者几乎都感觉应该是个年轻人。
“我们简单调查发现，这个张广生还有一个20多岁的儿子，应该是叫张明明吧。好巧不巧，他老子那天在家里喝了酒出去买鱼饲料，他也在朋友家喝了酒，两人都是骑摩托车回去；他老子的膝盖上有瘀青，他的膝盖上也有瘀青，说是在亲戚家里摔的，亲戚都可以做证；他老子那天穿黑衣服、牛仔裤，他也穿的是黑衣服、牛仔裤。”
罗检察官说，两人的主要区别在于，儿子的体型明显要比老子瘦一圈。
“那岂不是很有可能，父亲自首是给儿子顶罪来了？”浩南听懂了他的意思。
“对头。”罗检察官说当年他们也很为难，因为没有决定性的证据，于是把受害人崔静莲的儿子喊了过来。
“他当时什么反应？”罗门问。
一个外表斯文的小伙子，背着挎包，脸上挂着怒相，急冲冲地往里走。
“老子今天要看看是哪个畜生！”
刚到门口，他已经成了一头疯牛，满眼通红，叫嚷着报仇、一命偿一命之类的狠话。
看到那穿黑衣服和牛仔裤的老头畏缩成一团，下意识地在向后躲时，他却有些愣了。
“抓错人了。”
积攒的火气充盈了崔远的身体，好像得靠重重的呼吸慢慢泄掉些，才可以正常说话似的。终于，握紧的拳头松开，他告诉警察撞死他妈妈的看上去是个年轻人，没这么老，也没这么胖。
“他还有个儿子，那天正好也喝了酒。要不要把他也喊来，你再认认？”
“儿子？”
听明白父子二人的情况之后，崔远的表情慢慢转变成一种诧异。
“小伙子，我给你讲啊……”这时，那老头颤着舌头说话了，“我真的对不起你……对不起你们母子。喝些酒了不明白……我有罪！”
一记响亮的巴掌，老头扇在自己脸上，接着他跪了下来，给崔远磕头。
“我晓得我没得这个资格啊，不过我还是想求求你！”
他一边磕头，一边求崔远不要冤枉好人，不要冤枉他儿子。
“要我们喊他儿子过来不？”
死者为大，警方也觉得崔远绝望和愤怒的样子怪可怜的，说会优先考虑他的诉求。
“喊！”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崔远站在门口，背对着那位父亲，却慢慢变得格外安静。
到最后，他眼睛都不怎么眨动了，望着天上的云朵出神。
只能听到那位父亲的小声抽泣。
很快，那儿子过来了，穿着白衬衣和休闲裤。崔远斜着眼睛瞪着他，咬紧了腮帮子一言不发。
“爸爸。”
那儿子紧抿着嘴，喊了父亲一声，还不知道身边的崔远就是死者崔静莲的家属。
“你看他像不像？”
警察指着儿子问崔远，崔远却犹豫了，几次想要开口，却好像说不出来话似的。
“哥郎，我求求你了！”那父亲又开始苦苦哀求起来，“我自己犯了错误，你就让我自己承担好不好？我儿子是无辜的！你可不能冤枉好人呢！哥哥！我儿子还那么小，正是求前途的时候，媳妇都还没讨一个，我就他那么一个儿……”
父亲哭得鼻涕眼泪一大把，儿子就把头扭到一边去，用力一挤，眼泪也出来了。
崔远问警察，这种情况一般会怎么判。
“交通肇事致人死亡，还逃逸，那肯定三年以上呢。”警察回答崔远，具体也要看检察院和法院，五年七年讲不定。不过这是从刑事责任上来说，民事赔偿是按照去年的社会平均收入来算的。
“你妈妈还这么年轻，不满60岁的统一是十万多点，我估计。”
警察自顾自地说，一抬头却发现崔远也哭了。两条泪痕挂在他脸颊上，泪水汇聚到下巴往下滴。
他嘴角下垂，用一对泪眼望着那对哭泣的父子。
“钱我们尽量凑……一时半会儿拿不出来，砸锅卖铁卖房子也赔给你，哥哥呢……”那父亲喊道，“只求你不要冤枉好人呢，不要冤枉我儿子！”
父亲说就让他个老汉一人做事一人当，不讲五年七年，就是八年十年、无期徒刑都可以去赔这个罪。
“我想起来了，确实是你。”崔远泪流满面地对他说，“衣服裤子都和那天一模一样。”
罗检察官记得，当时崔远一边擦眼泪一边往外走，不小心踉跄摔了一跤，包里掉出一把大大的裁缝剪刀，自己还以为这个年轻人是学裁缝的。
罗检察官印象更深的是，最后父亲张广生被判去坐了几年牢，崔远本来可以要求民事赔偿的，但他坚持一分钱不要，说这些钱只会让人伤心。
后来，不论是在公安局还是检察院，经历了那么多大大小小的案子，像这样不要钱的人，罗检察官再也没遇到过。
也正因如此，这么多年过去了，他的记忆中一直有个名叫崔远的年轻人。
他感觉那是个心软到古怪的年轻人。
“他那么冰冷的一个人，曾经也有哭成那个样子的时候。”
坐回车上，罗门很是感慨。
“刚刚罗检察官说的也确实有点古怪，他为什么不要张家的钱呢？”澧县公安局陪同的警察忍不住问了一句。
浩南说，可能是被张广生舍身庇护儿子的父爱感动了。
“这有什么好感动的？世上只有瓜连籽，哪有听说籽连瓜？”当地警察的语气中透出不可思议，说这样的事再正常不过，这样的案件也处理过不少。根据他的经验，在这边县城犯了事，儿子想给老子顶包的，确实是一个都没有，但老子想给儿子顶包的，那可多了去了。
“娘老子疼儿子这种事，真是写在人的基因里的，我给你们讲！”他滔滔不绝地讲起父亲对自己的好，说父亲有时候慈爱有时候也威严，自己以前不懂但现在懂了；说当老子的心肯定不会坏，一心只盼着儿子能出人头地有出息，过上好生活……
浩南和罗门安静地听他讲，既没打断，也不反驳。
人经常基于自己的体验营造一些让自己笃定的幻觉概念，仿佛全世界都一样。殊不知同在这世上，他人的生活也许与你南辕北辙、千差万别。
崔远的眼泪他无法理解，那最好就不要理解。
“总之这么看来，崔静莲车祸的肇事者，肯定是张家父子，”浩南把话题重新拉回案子上来，“不管是张广生自己撞的，还是他在帮儿子顶包，应该都和黎万钟没什么关系。”
“那接下来，你们还想查什么？”当地陪同的警察问。
浩南刚驾车驶进一座静谧的小区，当地警察便说可以停车了。
他一头钻进小区棋牌室，喊了一声“老曲”，便领着一位老人走了出来。
老人带着几人，走到一排低矮私家车库的位置。当地警察告知罗门和浩南，这里就是老曲的家。
“老妈子！给他们倒茶！”
卷闸门半掩的车库里有张靠墙的床，还有吃饭的桌椅、沙发、空调、冰箱和电视。
“不用，不用……”罗门连忙推辞。
“你们不要看我住在车库里，茶还是好茶呢！”老曲笑呵呵地介绍，自己老伴姓梁，双方的原配都已经过世了，是后来打伴住在一起的。两人租住在这间车库，是不想给后人添麻烦。
老曲健谈，喜欢开玩笑，说他们再晚一天找来，都不一定能见到人了。
浩南问他是不是要出门旅游。他大笑了两声，说那是的，阴曹地府终生豪华游。
“说笑了，您看上去身体挺硬朗的啊。”浩南有些不敢相信。
陪同的警察解释说，老曲看上去是还威武，但心脏其实已经不太好了。今年来来回回进了好几次医院，前两天刚从医院出来。
“老曲，忘了介绍，这位是刘浩南，这位是罗门，我电话里给您说过，长沙岳麓区公安局过来的。这两天我一直带他们找各种老同事。”澧县公安局的警察和老曲讲清了来由，以及他们在查的案子。
“好！很好！看到你们我很高兴呢，后继有人。我那时候身边的一些同志啊，如今都走得差不多了。”老曲招呼他们去沙发上坐，说一代一代人老去，又有一代一代人跟上来，希望他们都顺利，干这行可不容易。
浩南谢过他，直奔主题：“听说崔静莲当年收养崔远的时候，来找您帮过忙？还听说您和崔静莲的父亲也认识？”
“认得！认得！”
老曲停顿了片刻，嘴角的皱纹不自觉抽动着。
“那是1992年吧？到现在都有二十二年了……我还记得她那个时候的样子啊，愁眉苦脸的，来问我那孩子她能不能留、要些什么手续、去找哪些部门。我就帮她去问、去打听。好像就是一眨眼的事，哪晓得时间过得那么快？她不在世都十几年了，比我一个老人走得还早。”
老曲说，他记忆中的崔静莲，是个聪明伶俐的姑娘，长得也漂亮。只可惜生来命苦，来人间的这一趟，就没怎么快乐过。
罗门说，感觉她当年的家庭条件还可以，是不是因为婚姻太不幸。
“我觉得呀，一个人的命怎么样，生下来差不多就知道了。婚姻很多时候是命的一种延续。”
老曲指着电视机旁一排整整齐齐的警服相片，说1968年自己在澧县小渡口镇当公安。
“当时穿的还是绿警服，后来有白制服、蓝制服，又换到绿制服，一直到我退休，才换到你们现在的这种深蓝警服。”
那一年，小渡口镇雁鹅湖渔场来了一批知青，其中有个名叫崔进贤的广州人，长得一表人才，住到了一户农民家里。
“不只姑娘们喜欢和他玩，那时候我也蛮喜欢找他玩的，确实长得潇洒。我喊他贤弟！贤弟！”老曲说，崔进贤也喜欢来找他，“就喊我亮哥！亮哥！”
后来知青崔进贤和渔场一个长得漂亮的卢姑娘谈朋友了，两人的感情升温很快，在1969年生下了女儿崔静莲。
1977年，崔进贤因急性胃病被送去澧县人民医院治疗，后来又转院去了广州，再也没有回来过澧县小渡口。卢家母女一度成了当地人笑话的对象，但崔进贤一去不回，杳无音信。
1985年，老曲已经调到县公安局来了。崔进贤突然找到他，让他悄悄打听卢家母女的情况。
“一问才知道，卢姑娘前两年喝药死了，我当时心里就‘咯噔’一下。”
这突如其来的消息让车库里的空气变得很是凝重，每个人都下意识低下头，以回避他人的眼神。
“唉——”老曲长叹一口气。
“崔进贤说他回广州治病那年，一个护士看上了他，一直很细心地照顾他。他觉得实在没办法亏欠人家，就和她谈了朋友，后来又结了婚，一直没勇气回来过问卢姑娘母女。我给他讲了那个消息呢，他也是哭得眼泪鼻涕一大把，找了根电杆冲上去撞了几次头，撞得头破血流。”
1978年改革开放后，广州一带经济飞速发展。1985年的崔进贤，虽然没办法把崔静莲接到广州同现有的家庭一起生活，但为她在澧县创造一个不错的生活环境还是绰绰有余。
这一年崔静莲16岁，在澧县城区拥有了自己的房子，不愁衣食，过着舒坦的生活。
“贤弟就拜托我偶尔帮他关照一下呢。这个姑娘怎么讲呢？父母遗传好，真的是聪明伶俐又漂亮，那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哪！”
老曲说，凡事就怕但是，偏偏凡事都有个但是。
“她性格里面极度缺乏一种安全感，很怕人，可以想象那些年，她们母女是怎么过来的。”
1987年，崔静莲结婚。附近的中学老师高致远疯狂追求她，最终打动了姑娘的心，成为她的新郎。那一年，崔进贤还特地从广东赶来参加婚礼，并且邀请了老曲出席。
然而，再好的婚礼也很难保证一场婚姻的幸福。因为崔静莲迟迟没有怀上孩子，又容易突然地歇斯底里，高致远和他的家人都看她不太顺眼。
1991年，崔静莲刚生下一名女婴，高致远便和她摊牌，说自己在外面有女人了，要离婚，还说她那样的性格不适合也没能力抚养小孩，让她为了小孩着想，把女儿让给自己去带。
“没过几个月，她就带着崔远来找我了。我还记得她那个时候的样子，愁眉苦脸的，记得好清楚。”老曲感叹，二十二年，弹指一挥间。好像只要一想起她，她就是当时那样的表情。
在场的几人都浸没在老曲几声沉重的叹息里。老伴梁奶奶轻轻拍着他背上靠心窝的位置，仿佛这样能够抚平他过于哀愁的情绪。
“那这么说来，您和崔静莲也算是比较熟识了？”
浩南率先把自己从这些过往的凄苦中抽离出来，专注于当下的工作。
“确实，你们算是找对人了。她向来比较孤僻，平时都待在家里，不怎么出门走动，也不太和人打交道的，像我这样了解她的人真没几个。”
“那您有没有听她提起过一个名叫黎万钟的男人？”罗门问。
“李什么钟？”
“黎明的黎，一万的万，钟表的钟，黎万钟。”
老曲微微仰着头，抿着嘴看天花板，像一台运行缓慢的电脑卡顿了似的，很认真地思考了片刻。
“没有。”他回答得不能再肯定。
“DNA结果出来了，埋在卤菜店厕所下面的，确实是郭跃。”
在昏暗的招待所，浩南念完这则消息，罗门只是简单地“嗯”了一声。
结果没有太多悬念，但它是一块陈年的痂，会在有些人身上硬生生地撕开。
罗门想到汤霞，又想到那个晨雾中跪地哭喊的老妇人，岁月或许能够暂停痛苦的来临，却无法真正地化解它。
他也试图在脑海中重构那个自己认识的崔远，重构有关他的一切。从童年到成人，已知的或未知的，理想的或冲动的，温和的或罪恶的……然而这些东西始终拼凑不到一起，仿佛买来的模型玩具零件没给对，怎么组合都是错位。
“我们在这里住多久了？”浩南随口一问，说都有点习惯这招待所的硬床硬被子了，窗外的市井风光不错，楼下的米粉也好吃。
“都一个星期多了。”罗门翻出手机看看日期，问他是不是有点舍不得走了。
“舍不得也不至于。”浩南说，有点不甘心倒是真的。
浩南始终相信自己的直觉，他认为既然崔远和黎万钟都在澧县长时间生活过，那么两人在此地存在交集的可能性是极高的。同时，他也认可罗门的判断，如果两人有交集与恩怨，那么大概率是在崔远的养母崔静莲身上。
然而，这一结论得不到任何线索的支持。尤其是拜访了熟悉她的老曲后，他毫不犹豫的否认让崔静莲与黎万钟的距离越来越远。
“算了，别想了。”罗门劝他再多看一遍行李，不要落下什么东西。
浩南说自己从来不落东西，再说来得这么急，本来也没带什么值钱东西，无非一两双臭袜子。
“听着房间里都能闻出味道来了。”
罗门催他快出去，却又想起一件事情。
“对了，林队和你说，他在常德查到的黎万钟和前妻的女儿，叫什么名字来着？”
“黎冰心，怎么了？”浩南顺手带上了招待所房间的门。
罗门回头望了一眼空空的走廊，抓捕崔远那天的画面又真切地出现在眼前。他说没怎么，就是觉得这名字有点耳熟，但实在记不起来在哪里听过。
办完退房，这次出差至此告一段落了。
浩南发动马自达，往返回长沙的方向开。
他问罗门是不是很挂念自己的爱人，早就想回去见她了。
罗门说，唯独这次出差没那个心情。
汽车快要驶入G5513高速公路的时候，罗门忽然想起了什么，从包里拿出一张没有封面的CD，褪去胶皮包装，插进浩南的车载CD入口。
“这是什么？”浩南问。
罗门说是从崔远寄回去的那盘磁带里拷出来的歌。
浩南问他什么时候弄的，“澧县还有这样的地方？”
“就昨天晚上。”罗门说，他看见招待所附近有一家卖耳机和音响设备的小店，问能不能弄，对方说能，他便花五十块钱拷了两张，“我昨晚又去见崔远的前妻了。”
“或许我不该来这世界，就和你一样。”
“她怎么样了？”车里的歌声响起，浩南问。
“窗外的白杨树，一棵一棵在走路。”
罗门告诉浩南，她老公也在家。这事一出来，棚场街的卤菜店是没法继续开了，接下来的生活，还没想好该怎么办，两人都挺苦恼。
“我坐在这拥挤的汽车里，不知它会带我去向何方？”
罗门给崔远的前妻带了一张同样的CD拷贝，却被她丢进了垃圾桶。她很绝望，说孩子已经睡下了，让罗门不要再来打扰他们一家。
“还记得二十年前的鸡蛋汤，白炽灯下闻到猪油香。”
罗门从垃圾桶里把CD捡了起来，又放回她桌上，告诉她不一定要现在给，也不一定非要给孩子。可以先留着，也许哪天孩子长大了，会有需要的时候。
“我曾是悲惨世界里的浑蛋，又成了无药可救的坏蛋，就让一切这样吧……”
“然后呢？”浩南问。罗门说这次她没有丢。
“或许你不该来这世界，也跟我一样。”
浩南坦言，站在局外人的角度，他还挺好奇的，这位妈妈日后会不会把这首由杀人犯前夫创作的歌，交给自己的儿子。
“家边的上学路，还在一步一步走着吗？”
罗门说他也不知道，但是一个父亲为儿子写了歌，那应该是有非常重要的情感要传达，哪怕这位父亲是个穷凶极恶的人。
“你的书包里有什么作业和玩具？它们会带你去向何方？”
“你觉得是一种怎样的情感？”浩南问。
“二十年后人们不爱喝鸡蛋汤，会乘上飞船远航。”
“挺难捕捉的，一些歉意吧，一些自暴自弃，又夹杂着对下一代的期盼？”罗门认为音乐在很多时候是一种捉摸不定的表达，哪怕它的旋律再简单，情绪通常也不是单一的，有复杂和模棱两可的东西在里面。
“这悲惨的世界你来都来了，就要去做个有希望的好人。”
“这让我想起以前听过的一首歌。”罗门说，大约是2012年的时候，自己参加过一场挺无聊的乐队选拔赛，有支年轻的乐队唱了一首歌叫《世界观》，也是一种倾诉的感觉，让他耳目一新，“不过那首歌更像是子女对父母心有不甘或者委屈的控诉，带着浓厚的叛逆色彩，和这首正好反过来。”
“跟我不一样，跟他们不一样，我想你会是，最酷的旅人。”
后来老崔加入了他们哭小孩乐队，罗门才知道，原来他就是当时舞台上那支乐队的吉他手。
“跟我不一样，跟谁都不一样，你一定会走到快乐的地方。”
“他们当时还有个女鼓手，跑过来找我搭讪，说喜欢我写的那首《岳麓山》，”罗门笑称自己印象深刻，“我就说你们的歌还可以，就是乐队名字太古怪了。她给我解释，说他们的排练室在太平街的新胜村，每个字取一半就是‘亲月木’。还说他们乐队成员的名字也只叫一半，全是什么老崔、小果、小黎……”
CD里的歌放完了，车外的风噪大了起来，罗门的笑容也在渐渐收紧。
他终于回忆起来了：那女孩笑嘻嘻说话的表情，还有她衣服上别着的比赛承办方制作的蓝绿色统一样式纸质号牌，上面写着她的名字。
“怎么了？歌一放完你就不说话了？”
罗门等不及回应浩南的关切，慌张地掏出手机，拨通了出发来澧县之前，调查喇叭状设备时联系过的亲月木主唱小果的号码。
高速公路上信号不是很好，断断续续，那边没有立刻接电话。
“喂，罗门？”电话通了，却分明不是小果的声音，而是更为粗犷的男声，“你听得出来我是谁吗？”
这个声音确实耳熟，但如此突然的情况下，他的大脑一时短路，只剩错愕。
“这都听不出来咯？”对方说，“我杜然呢。”
“欢聚网络！”“坑蒙拐骗！”
“无辜百姓！”“倾家荡产！”
“相信政府！”“为民做主！”
激愤的人群拉着白布黑字的横幅，围聚在星沙新长海广场写字楼A座大厅门口。在一位女性代表的带领下，他们振臂呼喊着此起彼伏的口号。
写字楼物业的保安和当地派出所的民警一直在交涉，劝他们回去，说一来欢聚网络公司已经人去楼空了，来这里闹没有意义；二来案件已经在调查之中，很快就能给大家一个结果。
“我们要的只是一个结果吗？”那位女代表声嘶力竭，“还有我们的血汗钱哪！两百多个投资人，少则几千，多则十几二十万！其中有多少孩子的学费！老人的养老钱！还有家人的医药费！钱到哪里去了？钱能还给我们吗！”
此话一出，前来讨债的代表们又开始哭诉了，各自讲述着各自的不幸、生活的不易，场面再度失控。
“欢聚网络！”领头的女代表一声呐喊，各说各话的七嘴八舌再次条件反射似的呼喊出整齐的口号，“坑蒙拐骗！”
“无辜百姓！”他们挣脱了抓住他们胳膊的手，在地上坐下来，以防止被人拉走，“倾家荡产！”
“肖姐，那个……今天又过来了？”
杜然气喘吁吁地从远处一路小跑过来，想扶女代表从地上起来。
“杜警官，你得为我们做主啊！”
杜然和张伟让他们先起来再说，天凉了别坐在地上，对身体不好。又劝他们把横幅收好，不要影响写字楼里的其他公司办公，毕竟它们没有错，不该干扰到别人。
“我们坐到大厅的沙发上聊可以吧？”
杜然这么问，物业的保安有些犹豫，但站在远处静观其变的经理点头示意后，也就放了行。
“杜警官，我们的钱还拿得回来吗？”
五个女人挤坐在写字楼大堂豪华的欧式复古沙发上，还有三个男人站着，他们的表情仿佛是在哪里被统一培训过似的，都透出一种绝望的苦涩与衰弱。
欢聚网络打着“众筹”幌子的传销诈骗，受害者远不止这点人，他们只是亏得比较多，也最承担不起的那几个。
杜然告诉他们，经侦那边的同事在努力，钱还是有希望拿回来的。
一个站着的男人问杜然希望到底有多大，指望他能给个说法。
张伟见他还穿着音乐节那天的欢聚网络志愿者T恤，告诉他这个不好说，但是有希望总归是好过没希望。
“我们真的太无辜了，怎么晓得会遇到这样的倒霉事！”坐在肖姐旁边的女人咬牙切齿，骂黎万钟应该千刀万剐，下十八层地狱！
“哪里的正经投资会有这么高的回报，还敢许诺没有风险？你们自己也该留个心眼的……”张伟非常注意语气地小声嘀咕了一句。
“我们怎么知道？知道他是骗子我们还会投吗！都是熟人推荐的！难道还怪得到我们头上来吗？”很快，激动的情绪又要被点燃了，“我们作为最无辜的受害人，收益不收益的可以不追究，但要求政府帮我们拿回自己的本金很过分吗？！”
张伟赶紧收声闭嘴，说自己不是那个意思，只是希望今后大家能注意一点，不要再轻信这样天上掉馅饼的骗局了。
“听说钱已经汇到国外去了，这是真的吗？”穿志愿者T恤的男人一直忍着想问什么，终于还是问了出来。
“你听谁说的？”杜然显露出一丝惊慌，但立刻平复下来，说没有的事，让他们不要听信谣言。
“那就是别人吓我的咯？”那男人将信将疑。
文运街的小巷子中，房子已经非常破旧，四处都是密密麻麻的杂乱电线，像蛛丝一样缠在那些旧房子之间。
“确定住这里？”
张伟还在为刚才在红绿灯路口开车跟丢了人感到不爽，杜然拿着手机劝他别放心上，说小萌已经帮忙查到了对方的住处。
“这边。”
两人看了一眼锈迹斑斑的绿色铁门，上面用白油漆写了“此处不是厕所，禁止大小便！”的告示，继而钻进狭长幽暗的过道，在扶手都没有的破旧水泥楼梯上拾级而上。
这家门口的春联上，密密麻麻贴满了“备案开锁”的广告贴纸。敲开门之后，对方还穿着刚才那件欢聚网络的宝蓝色志愿者T恤，一脸惊讶。
“你们是上午的……”
杜然说没错，有点事情想找他了解一下，请他开门。
“刘大维是吧？屋里就你一个人？”张伟警惕地向里望了望。这里也住不下两个人，室内空间逼仄而又欠收拾，杂乱不堪。所有东西都显出一种老旧的油腻，也为男人平添不少憔悴，把他衬托成了一个可怜兮兮的老汉。
“就我流光郎一个咯，没儿没女，钱也没得了，还不晓得要如何养老。”讲到这里，老汉一把鼻涕一把泪。
“你上午讲的那个事，说黎万钟的钱早已经汇到国外去了，是听谁说的？”杜然问。
老汉说听别人讲的，他让自己发誓不外传的。
按杜然的想法，黎万钟找鳜鱼哥一伙人洗钱汇去境外的手法比较隐蔽，他们也是最近才在那个叫安春的年轻人帮助下，从悟空和熊熊身上了解出个大概，知道的人寥寥无几。局里刑侦部门的几个同事不可能泄密，经侦的同事也不可能泄密，那么他口中的别人是谁？
“你在这里不配合，那就跟我们回局里讲咯？”
张伟强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警察法》的规定，法律赋予警察执行公务的权利，公民就有义务配合调查。
“是汤四哥告诉我的……”
老汉一听说自己可能犯法，就吓得不轻。天气已经凉下来了，他还穿着那件短袖，哆嗦着细得像两根拖把棍的胳膊。
“汤四哥是哪个？”杜然问。
老汉说汤四哥叫汤显平，也是在欢聚网络里面认识的。他是个小经理，天天跟着黎万钟。
张伟问老汉，这个汤四哥又是从哪里知道钱去了国外的。
老汉说汤四哥自称几个月前就知道了，让他别多问，钱反正是拿不回来了。
汤四哥还向老汉透露，他的老板在黎万钟那里上百万的钱都不打算拿回来了，让老汉想都别想了，钱已经搞到国外去了。
“几个月前就知道了？”张伟很是惊讶。
“等等。你说‘他的老板’有钱在黎万钟那里？汤显平在欢聚网络当经理，他的老板不就是黎万钟吗？”相比时间，杜然更在意这一点。
“我问过他的，他说是什么‘肉唐僧’‘肉唐僧’的，反正我也不晓得是哪个。”
“他啊？”张伟咂舌。
“你认识？”杜然看向张伟。
在南郊公园附近停好车，张伟和杜然向一座小庭院走去。
来的路上，张伟一边开车，一边向杜然介绍了他所知道的“肉唐僧”。
“你还记得安春为什么有我的电话吗？”
杜然记得个大概。好像是张伟的一个商人朋友委托安春去调查黎万钟赌博输掉的巨款与洗钱一事的关系，让他有消息了便告知张伟。
“那个米勒米总，和局里的某个领导玩得好呢。具体是谁我就不说了啊，总之有一次叫我去吃饭就认识了。我和他其实不熟，但是他这个人在长沙玩得挺开的，做的产业很广，餐饮娱乐啊、地产啊、教育培训啊，各种人也都有结识。”
杜然让张伟讲重点，问他这个米总是不是就是肉唐僧，汤四哥的老板。
“那倒不是。”
张伟说，早在安春找过来之前，米勒就和他打过招呼，简单提了一下自己为什么会找安春查这件事。后来证明米勒的决定是正确的，小年轻在那种地方摸爬滚打，比警方好办事多了，而且确实是块料，摸到了熊熊和悟空两条鱼。
“怎么说呢，其实像米总这些搞生意的，多多少少都有点迷信。”
按照米总的说法，他找安春不是为了自己，而是想帮一个叫随云大师的朋友。
米总称这个随云大师之前帮自己指点迷津、逆转时运，让他很是感激，所以这次他差不多是还愿报恩来了。
张伟向杜然介绍，这个随云大师在米总那帮老板哥们儿的朋友圈子里小有名气，靠替人答疑解惑和做一些慈善项目出名。因为姓唐，又自称是个还俗和尚，所以一起玩的达官贵人就给他取了个别名，叫“肉唐僧”。
“这不就是搞迷信诈骗吗？”杜然说，这让他想起去年出了名的“气功大师”王林。
“他巧妙就巧妙在这里。”
张伟告诉杜然，自己对肉唐僧了解得不多，但这个人目前的所作所为，很难称得上违反了哪条法律。
据说肉唐僧给人做咨询从来不要报酬，但是给不给你做咨询又要看机缘。所以很多老板想结识他，就只能平日里多给他送好处、拉拢关系，等他什么时候心情好了，给自己做咨询。
“这样无论咨询结果怎么样，过程都和钱财无关，就规避了诈骗的风险，还能把自己包装成一个广结善缘、指点迷津的世外高人。”
此外，肉唐僧不拘小节，不拿架子。平日里留一头凌乱的长发，时而温文儒雅，粗茶淡饭；时而疯疯癫癫，大酒大肉，像个济公似的。
而且他不单只结交富人权贵，还拿自己从那些有钱朋友身上得来的好处做慈善，接济一些乞丐、无家可归者，和走投无路的穷人。在“出世”与“入世”之间拿捏得很到位，给自己塑造了个性鲜明的形象，在长沙本地不同阶层的人中间，都有不少拥趸。
“我有点糊涂了，这家伙到底是个好人还是坏人？”
“哪有什么绝对的好人坏人，每个人都是有好有坏，时好时坏的。”张伟看了杜然一眼，说干这行这么久了怎么还是这种二元对立的世界观。
“人当然很复杂，可是就一件事来说，好和坏还是分得清的。我的意思是，我有点好奇，在这个案子里，他扮演的到底是个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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