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1)

    一从世变陵谷新

    到了万历年间，曾经一度辉煌的黄册制度已是病入膏肓。

    地方上豪强官吏肆虐，根本收不上来册籍；就算收上来，也来不及解送；就算解送到了，内容也不合格；就算内容合格，也会因为驳查想敛财而被强行退回；就算不退回，顺利入库，几年以后不是被水泡烂就是被老鼠虫子咬完。

    就算一切都很幸运，侥幸逃过天灾，也没什么用。如前情所述，那种风气下攒造出来黄册，通篇充斥着埋没、飞走、诡寄、影射、挪移等奸弊，早已无法反应基层的真实情况。万历三大贤之一的吕坤，直言不讳地指出：“十年册籍，半不相同，沿旧稽新，漫无可考。”

    比如隆庆年间，福建省福宁州的户口数比起洪武年减少了三分之二，人口减少了五分之三。江南重镇应天府更夸张，嘉靖末年的户口数只有正德年间的一半，到了万历一朝，则只有正德年间的五分之一。

    注意，这只是黄册账面上的数据。

    实际上这些地区一无战乱、二无天灾，人口一直在增长，只不过当地大户通过包荫、冒合、逃户、隐匿、篡改等手段，把增长数给藏起来了。再加上大明对民众的禁锢太严，极度追求稳定，物极必反，导致了逃户的盛行。

    正所谓“民不胜弊，破资鬻产，逃亡相踵”。这些放弃户籍的老百姓成群结队地离开原籍，四处游荡，形成明中后期蔚为壮观的流民大潮。

    比如在江南有一种令人称奇的生活，叫作“船居浮荡”。老百姓从原籍逃出之后，全家就住在船上，常年在江南纵横交错的河流上漂荡。地方官府根本没法管理，更谈不上造册交税了。

    其实地方官衙早就不把黄册当回事了，他们自己搞了一套户籍，叫作实征文册，也叫白册，里面记录了当地人口、土地的真实——相对真实——情况，以方便管理，但是从不上报。《户口总论》里谈及此事：“所谓黄册，只取应虚文，非其实矣。有司征税编徭，自为一册，曰白册。”

    朝廷反复索要过许多次白册，甚至动过以白替黄的心思，可地方阳奉阴违，抵死不从，这事一直没成。

    白册交不上来，黄册又紊乱疏漏到了如此夸张的地步，朝廷指望用它做决策，怎么可能准确？以至于时人嘲讽“有司专租庸于下，朝廷握虚数于上”，说黄册是废纸一堆，亦不为过。

    随着黄册的失效，在中枢朝廷眼里，整个天下不再透明，慢慢变得模糊而扭曲。接下来，会变得怎样？

    万历十八年（1590年），南京户科给事中徐常吉如此警告道：“如册籍之造弗慎，则赋役之派弗均，豪强得计，良弱受害。生民之凋疲，国计之亏缩，恒必由之，诚非细故。”

    换句话说，黄册失灵，里甲制也会随之无效，当初朱元璋设计的十甲轮值、均摊徭役，也沦为空谈。税赋徭役非但不会减轻，反而会加剧失衡。权贵、豪强、乡绅和贪官污吏运用各种手段，拼命把负担转嫁给普通百姓，甚至还要从中渔利。

    长此以往，国将不国。

    这种恶果，其实早就有了苗头。成化二年（1466年）八月，给事中丘弘就已经在奏疏里指出了这种状况：

    “官吏、里书乘造册而取民财，富豪奸滑通贿赂以避重役。以下作上，以亡为存。殊不思民之贫富何常，丁之消长不一。只凭籍册，漫定科差。孤寡老幼皆不免差，空闲人户亦令出银。故一里之中，甲无一户之闲，十年之内，人无一岁之息。”

    这个“十年之内，人无一岁之息”，就是赋役不公平的直接恶果。虽然此份奏疏是成化年的，但随着时间推移，每况愈下。

    杨芳在《赋役》里无限怀念洪武皇帝的时代，说当年老百姓“一年在官，九年在家，故其赋易供，而其民常逸”。可现在呢？各地官衙不时征派，今天正编，明天加编，巧立各种名目。他掰着指头数了数，有纲银、办银、库字、夫甲、廪保、夫役、驿传、兵役、饷费等等，随随便便就举出了十几种名目。

    在这种疯狂的掠夺转嫁之下，老百姓只剩下疲于奔命的绝望，大明的流民问题愈演愈烈，根源正在这里。

    所以说，后湖黄册库的混乱状况，并不仅仅意味着黄册制度出了问题。它只是一座冰山露出水面的一角，是大明身染重疾的标志之一。

    黄册制度濒临崩溃，意味着病灶已遍布整个社会的腠理。

    偏偏在这些病灶上，还攀附着无数吸血的肥大虫子。病灶越大，它们吸纳得越多，形成一张从上到下、错综复杂的利益网，阻碍血液循环，干扰营养吸收，并让各个器官缓慢衰竭。大明到了中晚期，频频出现半身不遂的迹象，资源调动不顺，对地方基层的控制力空前虚弱，都是拜其所赐。

    乃至当时有歌谣流传：“权门之利害如响，富室之贿赂通神，钝口夺于佞词，人民轻于酷吏。”

    到了这会儿，大明已经隐然有亡国之相了。

    更有甚者，任何摘除病灶的企图，都会无疾而终，甚至被反噬。

    比如在嘉靖十年，鄞县县令黄仁山和奉化县令陈镐，都曾经下决心在治下整顿黄册，严惩县中舞弊书手、算手等，结果“二令竟不能终黄册之事以去，而民之奸且复故矣”。

    甚至连海瑞这样的人，面对这道坚壁都无可奈何。

    他在出任应天巡抚的时候，深知黄册已经破败不堪了，决心另起炉灶，以田亩数来决定赋役比例。闲居松江的徐阶赶紧写了一封《与抚按论均粮书》，义正词严地质问海瑞：“圣祖疆理宇内，第其赋税，以为黄册，藏诸天府，有司十岁一修而上之，成宪旧章，灿然有也。而忽焉，而灭焉，可乎？”

    徐阁老在朝那么多年，不可能不知道黄册弊情有多严重。不过为了松江家里几万亩良田，甘草相公也只好抬出祖制来挡挡面皮了。

    反倒是徐阁老的好学生张居正，有心拨乱反正，要给大明好好地动一次手术。

    他所倡导的一条鞭法，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变化：将徭役的分摊方式，从按户改成了按丁数和按田亩数。

    咱们再把王叙家拎出来说说。

    比如王叙家里有三个壮丁，五亩地；隔壁赵二家有九个壮丁，一百亩地。按照原来的规矩，每一户得出两个壮丁去应徭役。赵二家势力大，买通了小吏篡改黄册，硬是让王叙家出了三个壮丁自家只出一个。最后王叙家破人亡，赵二家优哉游哉。

    但现在张阁老说了，以后徭役不按户数算，按丁数算。每三个壮丁，出一个人应役。如果家里田地超过五十亩，每二十亩还得多出一个壮丁。

    按照这个算法，王叙家只需要派一人应役，赵二家却必须出五个人（三个按丁数+两个按田亩）。这样赵二无从逃避，王叙也可免于负担过重而破产，达到公平。

    而且一条鞭法把“力役”改成了“雇役”。民众不用真的派人去应役，可以折成现银上缴，官府会拿这笔银子去另外雇人。这样一来，王叙家不必担心耕作缺少人手，大不了多卖点粮食换银子。

    至于这笔徭役银的征缴解送，也不必经过里长、粮长之手去催促。由官府出面，官收官解，杜绝了这个环节上的舞弊行为。

    这还只是张居正改革的第一步，他的终极目标是彻底摊丁入亩，把所有税赋徭役都按照田亩结算。这样一来，田多的人缴税应役多，田少的缴税应役少，从此彻底均平——当然，他没有完成这个目标，得等到大清雍正皇帝那会儿才算搞定。

    黄册的全名叫作赋役黄册，主要记录户数丁口，朝廷可以拿着黄册按人头征派徭役。如果现在徭役不用数人头了，全都要并入田亩结算，那么朝廷只要整饬鱼鳞图册就够了，还要黄册干吗？

    张居正执政多年，知道黄册已经糟烂成什么鬼样子。他明白这玩意已经没法治了，索性抛开它另起炉灶，建起了新的“条鞭赋役册”，又叫“赋役全书”。这是一套以田亩为基础的赋役分配制度，用来配合一条鞭法的推行，重新整地清田。

    不过以张阁老的能耐，也只能绕开黄册制度，不能公然废除。因为这条线上沾染了太多利益，是政治上的雷区。何况黄册虽然失去了赋役之用，尚还有锢民的功效，对越发汹涌的流民大潮来说，多少有点缓冲作用。

    于是从万历初年开始，后湖黄册库的地位变得微妙起来。理论上朝廷已经不需要它了，但碍于祖宗成法和背后的利益，还必须每十年攒造一次，算是一种制度上的惯性。偶尔会有御史站出来，絮叨两句要不废了黄册算了，然后就没下文了。

    大明官场有一个特点：上头重视什么，下面未必会重视，往往得三令五申；但上头如果不重视什么，下头立刻心领神会，迅速废弛，堕落速度之快，令人咂舌。

    说个万历十年四川酉阳宣抚司的故事吧。

    酉阳宣抚司就是如今的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在重庆东南方向。

    宣抚司这个建制，是大明在边远少数民族地区采取的一种特殊统治方式。朝廷封当地土司一个官衔，允许世袭，承认其对宣抚司领土的管辖。土司则必须向朝廷纳税，以彰显大明的统治权。比如万历三大征里的播州之乱，就是播州当地土司杨应龙搞起来的。

    洪武年造黄册的时候，朱元璋考虑到这些土司地区的特殊性，没有急于在这些地方推行。到了永乐国势稳定了，朝廷才慢慢把黄册和配套的里甲制引入土司辖区。

    从这个时期开始，酉阳也每十年攒造黄册一次。宣抚司的控制权，慢慢从土司手里转到汉人流官手中，即改土归流。不过酉阳地区地形复杂，土民散聚，在宣抚司之下仍有大大小小的土司，分别把持着各处村落。

    万历十年，酉阳宣抚司又接到旨意，要攒造黄册。该司迅速把任务下发，没想到其中一个叫石耶洞的地方出事了。

    石耶洞的主事人叫杨正魁，算是当地一个小土司。他主持攒造黄册时，偷偷篡改了本洞的户籍，不再归属酉阳宣抚司，而是改隶重庆卫。

    之前咱们介绍过，这是民间常用的一种作弊手段。石耶洞擅自改隶重庆卫之后，从此不受酉阳宣抚司管辖，这边再催缴什么钱粮，可以置之不理。至于重庆卫那边，人家压根不知道有这么回事，自然也不可能来酉阳要钱。

    石耶洞的黄册送出去之后，没到后湖，在四川布政司这一关就被拦下来了。布政司不傻，一看就知道是作弊，立刻驳回要求重做。

    酉阳宣抚司派了一个叫杨秀忠的人，去石耶洞传达省里的指示。不料杨正魁胆大妄为，把杨秀忠痛打了一顿，扯碎文书，并将其撵回来了。宣抚司大怒，又先后派了几拨人去。杨正魁坚决不从，来一个打一个，来两个打一对。

    这种地头蛇横起来，宣抚司一时间也没什么办法，只好向上级巡抚、巡按求援。很快上面派了两个官员，一个是负责黄册督造的参议，姓王；还有一个是南川县的典史，叫龚仪。

    省里的态度很明确，这件事必须严查。不过酉阳地区太敏感，不好大张旗鼓派大人物下来，请王参议和龚典史来，官职不大不小，双方转圜余地也大。

    不料杨正魁是个混不吝，居然在当地拉起了一支军队，冲着两个人痛骂起来：“有你这吏员出身典吏，岂足挂齿。就是巡抚来，也不过如此。怎磨得我甘结黄册，怎肯输造？”嚣张之情，溢于言表。

    注意，这话可不是笔者原创或刻意渲染，而是杨正魁的原话，真真切切记录在了黄册库给万历皇帝的奏疏里。

    那两个官哪里见过这阵仗，吓得连滚带爬回去了。布政司一看，麻烦了，酉阳土人动辄闹事，若激起民变，如之奈何？几位布政司大员商量了一通，想出一个踢皮球的方案：把这本黄册送到后湖，请黄册库予以查实，石耶洞到底归属哪里。

    乍一看，这一招纯属脱裤子放屁，石耶洞就在酉阳境内，怎么可能划归重庆卫？明摆着的事，还用得着查实吗？可仔细一想，四川布政司这手用意可深了。

    若他们立刻派兵去征剿，这叫“衅自我开”，布政司得负领导责任。如果先把黄册送去后湖，让那边以“户籍可疑”的理由驳回来，布政司再去收拾杨正魁，便师出有名了。就算酿成民变，朝廷查问下来，布政司也可以解释，闹事的源头是黄册驳查。

    黄册库并不清楚这些弯弯绕绕，真的去认真查了一下。发现石耶洞这个地方，从永乐十年开始，以酉阳宣抚司下辖长官司的身份，向中央交税。至今已经攒造了十七期黄册，记录清清楚楚，无可争辩。

    布政司拿着这个回复，又去找杨正魁谈，“谈”的结果自然不尽如人意。布政司不敢擅专，把这事上报中央，询问该怎么处置才好。

    这次上报，正赶上张居正去世不久。万历忙着搞清算，内阁无暇顾及别的，遂给了一个敷衍了事的批复：“石耶土司，照旧例酉阳宣抚。如再抗违，重治不饶。”

    这种软绵绵的批复，对下面简直毫无威慑。石耶洞就这么赖在重庆卫的名册上，谁也拿杨正魁没办法。

    一直到三年之后，朝局稳定了，朝廷才想起来秋后算账。这次出马的是重庆卫的两名指挥，他们带着兵，强行把石耶洞的黄册改回去。

    到了这地步，杨正魁仍不肯服软。他拒绝在黄册上签字，反而派了弟弟杨正敷去重庆，贿赂了另外一个指挥刘光先，让刘光先出具证明，证明石耶洞实属重庆卫。这份证明送到后湖黄册库，主官都疯了，见过造假的，没见过这么嚣张的造假。

    后来杨正魁这事怎么样了，史书上没提，但八成不了了之。朝廷对这些敏感地区的态度，一向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安抚比讲理重要，当地土司也心知肚明。数年之后，同样是土司出身的杨应龙看透了朝廷虚实，便在酉阳更南边的播州掀起了一场叛乱，规模之大，和西北哱拜叛乱、日本入侵朝鲜并列为万历三大征。

    杨正魁一案，是掀在明面上的黄册弊端，充分暴露出了各级官衙互相推诿的禀性。

    有人对这种现象做了一个很形象的描述：“或任凭里书人役假公科敛，迁延作弊；或系差人领解在外，将罪赎银两挪移侵欺。州、县正官既不暇亲理其事，而委之佐二首领。该道监司又不肯时行比较，而视为故事虚文。一遇升迁，则云原无瓜代之期，公然而去；问之接管，则云此系前官之事，与我无干。彼此推诿，上下因循。”

    可见黄册的执行机构，基本上已经瘫痪了。没人把它当回事，除了会用驳费创收之外，已经没有任何用处。

    张居正虽然倒台，可他留下的政治遗产，让大明结结实实地续了几十年命。在万历后期、天启和崇祯三朝，后湖黄册库一如既往，时时上疏，呼吁严查黄册弊端，朝廷也煞有介事地下文训诫。不过无论皇上还是满朝臣工，包括黄册库自己，都明白这只是刷刷存在感，并没有什么人当真。

    黄册地位跌落至此，地方上攒造时的态度自然更加虚应故事，胡乱敷衍。

    明清鼎革，到了顺治十三年（1656年），户部尚书孙廷铨向顺治皇帝汇报天下户籍情况。顺治问他，是否搜集到了前明黄册户籍文件？孙廷铨苦笑着回答说，他搜罗到一些府县在崇祯十五年攒造的黄册，里面的户口和数字，居然是原样照抄洪武年的册籍，一模一样。

    这些官员连基本的户籍调查都不做了，随便复印了几份老档去应付差事。敷衍至此，可以想见崇祯后期，地方管理混乱已到了什么地步。

    更有趣的是，孙廷铨还找到一本黄册，上面赫然写着“崇祯二十四年”字样。这说明地方官府已经懒得每十年造一次了，索性一次把未来几期的都造完搁着，到了时间再交。

    孙将这种做法幽默地称为“遥度”。可惜那些官员“遥度”得还不够长远，大明到了崇祯十七年（1644年）就亡了，这本崇祯二十四年造黄册，变成了一件充满讽刺意味的死亡物证。

    大明就好像是一个动脉硬化的病人，因为长期贪婪地吃油腻食物加酗酒，身体各处血管已变得狭窄无比。血液壅积于中途，无法送至中枢。张居正的改革，是在血管里做了一连串支架，暂时保证心脏获得足够供血。可是他没办法改变大明暴饮暴食的习惯，也无法逆转血管劣化的趋势。

    时间一长，血液越发油腻，血管越发脆弱，梗塞点越来越多。到最后，就连支架也没什么效果了，只能靠“三饷”之类的举措像打吗啡一样疯狂透支残存的生命力。

    到了这个时候，无论阉党还是东林党，谁当权都无关大局。祸因早种，积重难返，大明的覆亡实际上是一次系统性的崩塌。

    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久病的大明王朝突发心肌梗死，死于煤山之上。这是一个意料之中的悲剧。

    北方的天子已经自缢而死，而后湖黄册库的命运还没彻底终结。

    在崇祯缢死的这一年，后湖黄册库的规模已经达到了册库七百间，遍布于后湖诸岛之上。从洪武十四年至崇祯十五年，一共攒造了二十七期，历代累积黄册一百七十九万七千册，达到了历史巅峰。

    可惜的是，它与大明命运纠葛太过深切，注定要和王朝一起承受毁灭的宿命。

    崇祯十七年五月十五日，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即位，次年改元弘光。清兵汹汹南下，旦夕可至，弘光小朝廷手忙脚乱地开始了备战工作。

    位于北城墙之外的后湖黄册库，在此时已经毫无用处。有人提议，不如把那些黄册拿出来废物利用一下。于是禁绝了二百多年的后湖黄册库，终于撤去了封锁，向世人露出真容。

    大批士兵跳上湖中五岛，踹开库房大门。他们顾不上感叹卷帙浩繁，把那些曾经悉心晾晒的黄册一摞一摞地搬了出去，粗暴地扔上小船运走。

    中国古代有造纸甲之法，把软纸一层层相叠捶实，剪裁成甲，防御效果不错。黄册都是上好绵纸所制，正是做纸甲的好材料。另外明军装备了大量火器、火箭，将绵纸搓成细条蘸上火药，即是上好的药捻和引火折。

    这是一幕极具象征意味的画面。曾令大明江山永固的黄册，在风雨飘摇中被一一扯碎。漫天的纸屑飞舞于后湖之上，万亿大明子民的户籍化为甲胄和火器，以毁灭自己的方式，试图成为挽救这个王朝的最后希望。

    可惜这一切努力，终究只是徒劳。弘光元年（1645年）——恰好是弘光登基一周年——五月十五日，南京城落入清军之手。在弥漫的硝烟里，黄册库和它所忠心侍奉的政权一起灭亡了。

    从洪武十四年至弘光元年，后湖黄册库一共存在了二百六十四年，几于大明二百七十六年国祚等同。

    这是大明保留下来的最后记忆。在这个王朝治下的每一个人——你能想象吗，几乎每一个人——后湖黄册库都记得，大明都记得。

    洪武初年在浙西耕作的农夫、永乐时迁至北京附近的军户、正统朝远在云南深山打猎的土司、正德朝在淮西烧盐的灶户、嘉靖朝山东进学的士子、万历朝建阳的书商子弟……几乎所有曾在这片土地生活过的大明子民，都在这座库房里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他们的身躯早已化为一抔黄土，名字却永远凝固在了这里，并和他们所效忠的朝廷再一次化为飞灰。

    在这座黄册库里，记录着整整一个王朝的田土盈缩、民生消长。你可以拉远视角，注视大明王朝跌宕起伏的一生；你也可以拉近视角，看到任何一个地区任何一个家庭的生老病死。其存储之巨、信息之丰、分列之细，是全世界档案史上从未有过的一个奇迹。

    其实严格来说，死去的只是黄册库这个功能，实体依然还在。弘光朝廷太过仓促，只来得及消耗掉库存黄册的一小部分，大部分册籍还好好地搁在库房里。

    清军进入南京之后，第一时间控制住了黄册库。顺治皇帝还特意提醒主帅多铎：“南京各衙门图书史册……地理户口版籍、应用典故文字……用心收掌，不许乘机抽毁，致难稽考。”

    清军一时半会儿还不知道拿这地方干吗用，便暂时搁着。一直到天下安定之后，清廷才想起来还有这么一个后湖黄册库等着处理。

    顺治皇帝原本指望能从中拿到一些有用的档案，用来重括天下户籍，就像朱元璋当年做的那样。可清点一番之后，顺治君臣失望地发现：天启、崇祯两朝的黄册形同废纸，毫无参考价值，至于再往前的册籍数据，更是朽烂不堪用了。

    既然没什么用，这么多纸放在那里也是浪费，不如重新利用一下。很快工部先跑过来，从黄册库里取出五十五万五千五百三十斤册籍变卖了——你没看错，是论斤卖的，得银一万六千六百六十五两。

    黄册每册约重四斤，也就是说，工部一次就处理掉了十三万八千册。平均下来，一本黄册能折不到一钱的银子。比起造价，这可真是贱卖了。

    当然，工部是无所谓，反正这是前朝的存货，没成本的。

    吃到甜头之后，大清臣工把黄册库当成了一座予取予求的宝山。很快靖南王耿继茂请求提供军备，朝廷大手一挥，给他送去了七十二万八千五百斤，折银二万一千八百五十五两。紧接着，江南总督马国柱申请要造火药、火箭，又讨走了五十四万五千四百九十五斤。操江巡抚陈锦看着眼红，也偷偷摸摸弄走了四千两百四十八斤黄册。户部闻之大怒，揪住陈锦要求赔偿，而且不许赔黄册，得赔折银一百二十七两四钱四分……

    就这么东家要西家要的，偌大的后湖黄册库终于被搬了个精光。

    这还只是大数。南京当地的居民也趁着兵荒马乱之际，偷偷潜入后湖，零零碎碎地盗取黄册出来。这些册子被公然堆放在大街上，被人随意叫卖。

    当时南京城里有一位遗民文人叫方文，桐城人，他看到昔日国家重典竟沦为街头垃圾，心中沉痛，忍不住写下了一首《负版行》：

    数年不到三山街，今春偶到多感怀。

    不知是何大书册，路旁堆积如芦柴。

    行人纷纷来买此，不论何书只秤纸。

    官价每斤钱七十，多买少买随人耳。

    借问此是何版图，答云出自玄武湖。

    天下户口田亩籍，十年一造贡皇都。

    玄武湖心绝炊爨，永无火患及鼠患。

    洪武至今三百年，收藏不知几千万。

    一从世变陵谷新，此图废阁空埃尘。

    ……

    这首诗，可以算作后湖黄册库最后的挽歌吧。

    清廷对南京没有兴趣，更不会把自家档案库建在这里。后湖对他们来说，只是一个普通的湖罢了，不需要去特别对待。黄册被搬空之后，往日鳞次栉比的册库架阁，也被逐一拆光烧尽，毛老人庙和诸多附属设施慢慢荒弃坍塌。就连后湖这个名字，也变成了玄武湖。后来为了避玄烨的讳，又改称元武湖。

    就这样，在经历了二百六十四年与世隔绝的日子之后，玄武湖重新成为一处游人如织的风雅景点，仿佛做了一场漫长的奇梦。

    黄册库就这样彻底消失在人们的视野里，可黄册的故事，还有那么一点点余绪。

    绝大部分后湖库存黄册，在顺治初年便因为种种原因而湮灭，但也有极少数幸运的册籍逃过一劫，流散到了民间。

    康熙登基之后，筹修明史，向民间征集前明的各种资料，很快搜罗到了一大批包括户口册籍、奏疏题本、邸报塘报在内的明代文书。据当时的记载，这批资料中包括了万历至崇祯期间攒造的一千本黄册，这是黄册库硕果仅存的孑遗了。

    这些资料在修完明史之后，烧的烧，毁的毁，残存的被送入北京的内阁大库。这个大库坐落于紫禁城内，里面除了存放明末文献之外，还有清代的诸多诏令、奏章、朱谕、外国表章、历科殿试卷子、盛京老档等等。这个大库的收藏十分丰富，戒备也异常森严，王国维曾经评价说：“三百年来，除舍人、省吏循例编目外，学士大夫，罕有窥其美富者。”

    转眼到了宣统元年（1909年），大清国眼看要完。这个内阁大库年久失修，收藏急需清理。但主事人不知怎么想的，觉得最没用的就是那些年代久远的档案，把它们都挑出来要统一焚毁。幸亏在学者罗振玉的坚持下，这个计划没得到执行。罗振玉亲自下场，将这些价值千金的旧档装了八千个麻袋，转移到了国子监内。

    及至民国，政府筹建历史博物馆，又把这八千麻袋文件迁到午门，然后就一直扔在那儿无人问津。著名藏书家傅增湘当上了教育总长之后，委托鲁迅进行整理。可惜篇卷浩大，以鲁迅先生的能力也不可能面面俱到，只勉强完成了二十麻袋的工作。剩下的就只能搁在原地，任由别人随意盗取。鲁迅先生曾专文介绍过这段经历，叫《谈所谓“大内档案”》，收在《而已集》中，有兴趣的人可以去看看。

    1921年，教育部的资金入不敷出，便把主意打到了这八千麻袋上面。他们以四千零五十枚银洋的价格，卖了十五万斤档案给西单同懋增纸店。纸店把这些档案运去唐山，准备打成原浆。幸亏罗振玉得知此事，也幸亏他手里有钱，以三倍价格从纸店把这些档案抢了回来。

    罗振玉深入挑拣，从里面搜拣到了颇多明清资料，出版了《史料从刊初编》，是研究明末清初的重要材料来源。

    1924年，罗振玉以一万六千元的价格，把这批档案中的十二万斤卖给大收藏家李盛铎；1928年，李盛铎把其中六万件交还溥仪，剩下的卖给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史语所从中抢救、整理出了四十册明清史料，尤其是明代史料最为珍贵。

    几经周折，这八千麻袋内阁档案已经严重缩水。抗战开始之后，政府迁移了一部分到南京，还有一千七百麻袋的资料留在了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国家档案局于1958年对这一千七百麻袋展开了清理工作，最后挑出三百麻袋具有史学价值的资料，其中有三千件明代的文牍档案，收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至今。

    往日的喧嚣，就这样逐渐远去了。

    细小的尘埃缓缓落定在破旧的黄册封皮上，悄然累积，不再飘起。不知历经世事的它如有灵智，是否会回想起那些年在后湖黄册库的日子。

    尾 声

    最后的最后，还有一个重要人物需要介绍。

    弘治年间，四川合州有一位叫赵官的小孩。他听在中原做过官的长辈讲，金陵城边上有个后湖，后湖里藏着铜版册，不是公事的话没人能进去，普通人只能远远望着，俨然如仙山一般。年幼的赵官将信未信，但印象极深。

    到了正德六年，赵官进京赶考，名列三甲。他被分配到了南京，担任户科给事中，主管后湖黄册库。童年的幻想，就这么突然出现在眼前，这奇妙的命运境遇，让赵官惊喜莫名。

    大概是因为多了一层童年的情怀，赵官对后湖黄册库格外上心，一到任便做了几件大事：将厨房从中洲转移到荒洲，制定了严厉细致的防火条款。全靠他打下的基础，后湖黄册库二百余年运营，不曾发生过一次火灾。他还积极上书，要求改善驳查监生生活环境，严查黄册舞弊，等等，总之是个闲不住的人。

    赵官太喜欢后湖了，他觉得这么历史悠久的一个册籍库，如果不为它写点什么，未免太可惜了。用赵官自己的话说就是：“惜其历年既远，诸例散逸磨灭，而莫肯为之志者，使夫有事于湖者茫然无所执持，懵然无所遵守。”

    赵官找到一位叫杨廉的学者，说他打算为后湖修一部志。杨廉是在《明史》里有传的大人物，也曾担任过一任后湖主官。他对赵官的这个想法大为赞赏，鼓励他说，你来写，我帮你校订。得了前辈背书，赵官士气大振，叫上他的副手——眉州人赵济宽，一起利用工作余暇搜罗一切相关资料。

    这件没有酬劳的业余工作持续了两年，先后八次修改，最终在正德九年成稿，定名为《后湖志》，一共十卷。

    此书名字虽然看起来像地理志，但其实里面主要收录了黄册库的沿革掌故、黄册典籍变化以及后湖主官与朝廷之间的奏疏公文往来，还附了与后湖有关的诗文二卷——与其说是后湖志，毋宁说是一部后湖黄册库史。

    书成之后，赵官拿去请杨廉校对，不料却惊动了一位更厉害的人物，叫罗钦顺。罗钦顺是江右大儒，号“整庵”，曾与王阳明书信辩论良知之说。他看到《后湖志》后，颇为欣赏，称赞说：“自今以往有事于湖上者，既得有所据，以适夫损益之宜，以谨厥藏，将永永无弊。”并欣然为之作序。

    赵官此举，也得到了继任者们的认同。在他之后，嘉靖二十八年的后湖主官万文彩、李万实在其基础上，增补了正德、嘉靖两朝文件；此后嘉靖四十一年，又有陆凤仪再次修订。此后万历、天启两朝，也有人不断增补，遂形成了现存的《后湖志》规模。可惜崇祯一朝，黄册形同虚设，后湖主官也没什么心思继续增补，以致缺少了明末一部分。

    《后湖志》是研究明代黄册最直接、最权威也最翔实的一手资料。其他史书论述至此，要么概略一说，语焉不详，要么高屋建瓴，深究其意义，不及其余。只有《后湖志》里提供了大量有趣的细节，细到黄册库工食如何分发，驳查监生吃饭如何解决，黄册纸里夹带了什么原料，朝廷挪用本库银两用的什么借口，等等。

    本文写作所提及的大量事迹，几乎皆从《后湖志》中得来。我一直觉得，在历史的宏大叙事之外，我们也需要这些琐碎细节。只有从细节里，才能还原出一个生动、真实的黄册图景，进而从黄册库的变迁争吵中，管窥到大明兴衰起伏的规律成因。

    一次意外的机会，我得到《后湖志》，一读之下，大为喜欢，遂有了动笔写写的念头。通读了《后湖志》数遍，查阅了大量前辈文献，又请教了一些专家学者，甚至特意跑到玄武湖逛了几圈。

    玄武湖如今在梁洲上设有一栋二层小楼，里面是明代黄册库遗址文化展。虽然几乎没什么实物，但设计上颇有可观之处。当我踏入二楼时，看到册架旁立有赵官泥塑一尊。

    可见不欲让黄册库被历史忘记的人，也终将被历史铭记。

    另外要特别感谢南京的吴福林老先生。他以古稀之年，将深藏故纸堆中的《后湖志》整理点校出来，实在令人钦佩。《后湖志》版本稀少，存本质量差，里面还有大量俗字、错字、漏字，逐一校对是件极辛苦的工作。像这种冷门史料，即使校对出来，也鲜有人问津，做这件事几乎是没有任何回报的。吴老先生在序言里如此说道：“我这个年龄的人已无意钱财，只想踏踏实实地做些什么，只要有益于世，便于愿足矣。”

    这篇成文，也是希望能让吴先生的成果不致唐捐，能被人一直记住。

    附部分参考论文如下：

    何柄棣：《中国古今土地数字的考释和评价》《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

    梁方仲：《明代赋役制度》《中国社会经济史论》《论明代里甲法和均徭法的关系》《明代粮长制度》

    韦庆远：《明代黄册制度》

    李新峰：《明初每里甲的数量与轮役方式》

    栾成显：《明代里甲编制原则与图保划分》《明代黄册研究》

    饶伟新：《明代军灶籍考论》

    胡铁球等：《婺州鱼鳞图册的遗存与研究》

    侯鹏：《明清浙江赋役里甲制度研究》

    黄忠鑫：《在政区和社区之间》

    赵金敏：《馆藏明代户帖、清册供单和黄册残稿》《明代黄册的发现与考略》

    赵小强：《后湖黄册库藏册编号未用千文架阁法原因探析》

    赵践：《记明代赋役档案——黄册的最后遭遇》

    宋菲：《论明代后湖黄册库的档案保护与提供利用》《明代黄册库设置状况及管理制度研究》王毓铨：《明朝田地赤契与赋役黄册》

    张志斌：《明初赋役制度新探关士户帖均工夫和黄册》

    秦新林：《明初鱼鳞图册再探讨》

    孔繁敏：《明代赋役供单与黄册残件辑考》

    贾振民：《鱼鳞图册与赋役黄册》

    李源：《赵官与后湖黄册库》

    第六卷

    胥吏的盛宴

    彭县小吏舞弊案

    大明嘉靖年间，成都府下辖的彭县发生了一桩普通的官场弊案。

    说它普通，是因为这案子的规模很小，案情简单，罪行寻常，讲起来实在是乏善可陈。可正因为它太过平常，在大明一千多个州县里颇具普遍意义。于是这一桩普通小县的普通小案，俨然成了一个繁盛王朝的青之末。

    彭县紧邻成都府的北边，相距四十多里，乃是川西重镇。有诗人写过一首《彭州歌》：“彭州昔号小成都，城市繁华锦不如。”评价殊高。

    嘉靖二十年（1541年）二月，一个叫陶成的当地人走进彭县县衙，高高兴兴领了吏帖，成为吏房的一位书手。

    先简单介绍一下大明县衙的构成。

    明代县衙里，最大的自然是知县，叫作主官。他有两个副手，一个是县丞，一个是主簿，这两位叫作佐贰官。他们仨都是有品级的朝廷命官，县里的行政长官。在这三人之下，还有一位典史，叫作首领官，但没有品级，不入流。

    再往下，衙门里最重要的行政机构，叫作三班六房：三班是指皂班、壮班、快班，负责仪仗、治安、缉捕之类，有时候还会多一个捕班，和快班合在一起，就是老百姓熟悉的“捕快”；而六房对应的是朝廷六部，分为礼、吏、户、工、兵、刑六个部门，各有主管业务。除此之外，还有承发房和架阁库等办公机构。

    在这些机构里办事的人，统称为吏，也叫“胥吏”或“吏胥”。“胥”这个字，本意是有才干之人，十有二人，后来引申为基层公务员。

    陶成加入的，是分管人事的吏房。他应该受过教育，会识文断字，在吏房里担任书手——顾名思义，就是负责各类公文档案的书写、抄录。

    听起来好像是个琐碎活，可里面的门道实在不少。古代没有复印机和照相机，公文全靠书手一笔一画写就。他大笔一挥，偷偷篡改几个字，往往能决定一人乃至一户的命运。

    举个例子。崇祯时广州府有一个粮道吏职出现空缺，一个叫刘俸的吏员垂涎已久，但是资历差一点。他遂买通了吏房书手，偷偷修改了自己的申报材料，把最关键的一个日期“五月二十八日”涂抹成了“九月二十八日”。幸亏当时的推官心细，查了官府里的原始档案，发现日期对不上，这才查获弊案。

    书手落笔一字之差，甚至能左右官职的选拔。可以想象，他的寻租空间该有多大。陶成靠着手里的这点权力，没事收取一些常例贿赂，日子过得不亦乐乎。

    四年之后，也就是嘉靖二十四年八月，一个叫陈佐的人也加入彭州县衙，在户房担任算手。

    户房和吏房并称两大要害机关。户房管的是钱粮税赋之事，日常业务涉及大量繁复计算。陈佐脑子灵活，数学好，对于数字得心应手，很适合这个职位。

    和吏房书手一样，户房的算手也有能力掌控着别人的命运。他只消在账簿上做一做手脚，一户农民便会生不如死。比如万历年间的济南府，曾有一户刘姓人家，得罪了当地算手。纳税之时，算手硬把他家六亩三等瘠田划成了一等上田，结果概算下来，要缴纳的田税翻了一倍，一家人只好上吊了事。想避免这事？很简单，拿银子来喂饱便是，可见这其中的寻租空间也不小。

    书手和算手都是胥吏的一种，他们没有官身，不算体制内，薪俸也不纳入国家财政开支。可是这些人把持着具体政务，又是本地人，比上官更熟悉地方情形和法令文牍，很容易从中做手脚，有时候日子过得比主官还滋润。

    尤其嘉靖年间，对胥吏来说正是个好时候。在这之前，胥吏都是有名额限制的，可到了嘉靖年间，突然掀起了一阵扩编热潮，胥吏人数陡增。有人曾抱怨说：“衙门吏胥，原有定额。今郡邑吏想如故，胥较前增十倍不止。朝穿青衣而入，暮各持金而回。”可见其盛况。

    陶成和陈佐的入职，即得益于这个大背景。

    这两个人为了能放心舞弊，不约而同地拜了县衙里的屠主簿当靠山，就此相熟。吏房和户房本来联系就比较紧密，两个人很快勾结到了一起，沆瀣一气，其所作所为，用后来官府判决的话说就是：“各结揽写法，讨钱使用。”

    怎么个讨钱使用呢？

    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八月，彭县决定佥派一批老百姓来三班服役，指派吏房和户房执行。陶、陈两人一听，哈哈，钱来也。

    这里要先说明一下，大明的县衙体制很有意思，大致可以分成三类：官、吏、役。

    彭县的知县、县丞和屠主簿这样的人，在朝廷吏部挂着号，算是官员编制；像是典史以及六房的正副主官，无品级，算是吏员编制；至于像陶成、陈佐这样的书、算手，连编制都没有，差不多算是聘任的合同工——当然，胥吏往往世代相继，比合同工可稳定多了——无论如何，他们仍旧属于“吏”这一层级。

    再往下，到了具体的执行团队，则只能称为“役”。

    这个“役”，指的是徭役，更准确点说，是力役。说白了，就是给政府出力气白干活。一县的日常杂事，比如马夫、门子、库夫、禁子、防夫、纤夫、伞夫、吹手之类，都属于役。这些役职并没有常设员工，都是从当地老百姓里挑选出来的，维持机构运转。很多公共事务，比如修缮营造、解粮征粮之类，官府也会佥派老百姓来应役。

    甚至连负有治安职能的三班，都不是专职。比如皂班，主要负责迎来送往、站堂呵道。青天大老爷在公堂上一拍惊堂木，他们拿着水火棍喊“威武”；青天大老爷出巡，他们负责在前头举着“肃静”“回避”大牌子的仪仗。看着威风体面，其实这些皂隶也属于“力役”，可能今天站完堂，明天把皂服一脱就回家种地去了。为啥叫他们衙役而不是叫衙吏，原因即在于此。

    在一个衙门里，几个“官”在金字塔尖负责决策，几十个“吏”在金字塔中间负责调度规划，几百个甚至上千个“役”在金字塔底吭哧吭哧干活。

    事实上，县衙的大部分工作，都是靠这种佥派百姓来完成的。原因很简单，便宜啊。来充力役的老百姓是不拿工资的，还得自负伙食。徭役之害，大半来源于此。正如李乐批判的那样：“居官者利其白役无工食，宴然差遣之，竟不知食民膏髓，为可痛惜，一大害也。”

    当然，朝廷也深知这事对百姓负担重，虽然不能免除，但多少会做到公平一点。在具体的佥派规则上，要充分考虑百姓家庭情况，依次轮值，人口钱粮少的，去服一些相对轻松的徭役；人口钱粮多的，去服一些比较重的徭役，以示均平。

    可惜，这只是理论上的设计，实践中有的是办法可以突破。

    咱们回到嘉靖二十五年这一次佥派。

    彭县三班这一轮的役期已满，很多衙役要返回家里，必须佥派一些新人来填补。这个动作，涉及户房和吏房两个部门：户房负责查询户籍轮值表，确定应役人选；吏房负责登记造册。这份工作，便交由陶成和陈佐两人来完成。

    他们俩接到任务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寻找合适的索贿人选。

    可巧在佥派名单里，有一个叫刘选的平民。他被安排的役职是快手。这个快手，可不是做主播，而是在快班服役之人。快手的日常工作有两大块：一是递送官府公文，二是缉捕治安。常年要奔走于十里八乡，很是辛苦。

    刘选不大乐意去做快手，可拒服徭役是很大的罪过，他只好找到陶成、陈佐二人，商量看有没有啥法子。陶、陈二人居中协调，很快就拿出一个办法。

    他们找到一个叫刘本敖的闲汉，刘选每个月出三斗米、三钱白银，让刘本敖替他应这个差事。反正审核的人是陈佐和陶成，只消在刘选户籍上勾一个应役，然后在三班名簿上补一个刘本敖，人数不缺就行了，没人会认真核对名单。

    这个操作，在贪腐业内有个专业术语，叫作“买闲”。

    刘选花了钱，但免得辛苦，自然心满意足。刘本敖也很高兴。快手虽然是个卑贱的职位，可若有本事，也能赚钱。刘本敖这种人，常年混迹衙门，熟悉各种门道。普通百姓避之不及的差役，对他来说，反而是好事。

    比如衙门发现某户人家牵涉官司，发下牌票——一张纸，上用墨字写明事由与限定日期，朱字签押，盖有官印，作为差役执法的凭。刘本敖拿着这张牌票，便可以上门讹诈。《几亭全书》里对这种情况描述得特别生动：“差人持粮票下乡……黑夜排闱，就床擒索，举家惊惶，设酒送饮；及去，衣服鸡犬一空。假如欠银五两，此番所费二三两。手头愈空，钱粮愈难完办。”

    还有更绝的。刘本敖还可以勾结陶、陈这样的胥吏，开出一张不盖官印的白头牌票，下乡随意找人讹诈。反正老百姓不懂法，很容易就被唬住。《官箴书集成》里如此记录：“每一快手一二十两，贿买户书写就。……盖快手借票催粮，原非为催粮计，不过借印票在手，无端索害乡人。农民多不识字，又多良善之人，彼即有完票在家，快手欲无端害之，几十里外向谁分诉。……一张票，乃一快手几年生活也。”

    一张票能榨出几年逍遥日子，可见区区一个快手，只要勾搭上胥吏，就能打开一片天地。

    不消说，刘选、刘本敖事后还得拿出一点钱粮，孝敬陶、陈两位。

    很快，一个叫王廷用的人也找上门来。他一直在皂班当差，这次应役期满，可以回家了。可王廷用不愿意走，因为皂隶的油水不少。比如打官司时内外递个东西、传个消息，打板子时轻重斟酌几下，也颇有几分银子可收，比种地轻省多了。

    于是王廷用求到了陶、陈二人。在他们一番运作之下，王廷用成功买闲，顶替了另外一位叫严思安的徭役，继续待在衙门。严思安还得每月给王廷用提供三斗米、三钱银的工食。

    王廷用觉得这两位太厉害了，便把自己的同族亲戚王廷美介绍过去。王廷美受过教育，能识文断字，他不想在役职里混日子，打算弄个胥吏干干。

    这事陶、陈能办成吗？也能。

    县衙里的胥吏，来源大多靠佥充，即从地方上选拔而来。只要你身家清白，年纪没过三十，而且通过了业务考核，就有机会充任。不过吏职少，申请的人多，因此朝廷立下个规矩，叫“行柱定参”。

    简单来说。你取得了佥充资格，并不会马上授职，而是作为“候缺吏”写入“公格眼簿”，排上队。什么时候吏职出缺了，按照公格眼簿的先后顺序，依次参充，这叫行柱。

    行柱排序的门道很多，有超参行柱、陛纳行柱、农民行柱、截参行柱、东征行柱等等，算法各不相同，彼此之间还有优先级。但是，越复杂的规则，越容易被经手胥吏玩出花样来，什么恋参、压参、超参、指参、争参，让人眼花缭乱。

    陶、陈为王廷美准备的花样，叫“越次争参”，就是通过涂抹、篡改公格眼簿，把他的候选排名挪到最前头，一有吏缺，立刻便能授职。

    于是，王廷美就这样被运作进了户房，成为陈佐的同事。

    可巧在这一次佥派结束之后，屠主簿病逝，新来了一位主簿叫王仲杰。陶、陈、王三人赶去巴结，很快成为其心腹。有这么一尊神上头镇着，他们行事便更加肆无忌惮了。

    我们看到，这么一番操作下来，陶成、陈佐两人上结主簿，横勾六房，下联快手、皂隶，俨然在彭县衙门里形成了一个上下贯通官、吏、役，横跨诸多部门的小利益集团。

    这个利益集团形成之后，都干了什么事呢？史无明载，不过后来官府在审判这个集团时，批语里用了四个字——生事害人。字里行间，可以想象是怎样一番寻租的热闹胜景。

    转眼之间，到了嘉靖二十八年十月，又到了缴纳粮税的时节。

    这是官府最重要的工作之一，一到这会儿，诸县上下都会忙得不可开交。老百姓们除了苦着脸纳完粮税之外，还得提防另外一种麻烦，叫“解户”。

    要知道，粮食不会自己走路。各村各乡上缴的粮食，还得集中起来，运到指定的仓储地点入库，才算完。大宗粮食的运输调动，是一桩耗费浩大的工程。好在官府聪明得很，把解送粮食划为徭役的一种。也就是说，可以佥派老百姓来做这件工作，而且是白干。

    这些负责运粮的老百姓，被称为“解户”。

    彭县在嘉靖二十八年十月的总征收额，是六千六百石整，一共佥派了六十二个解户。每一个解户负责解送的粮食数量与地点，都不一样。

    篇幅所限，咱们只介绍涉案人员的情况：杜山一户，解送本仓禄米二十五石；张冯刚、龚本舟、易本真、江淮四户，共运广丰仓火米四百三十石六斗。其他五十七户也各有任务，不过与这个故事没关系。

    根据流程，解户要准备一份标准尺寸的空白文簿——连这个都要自己出钱——带去衙门。吏房会先与户籍比对，验明身份，在空白文簿上写下解户名字，证明到役；然后户房会根据事先的计划，在文簿上填好解户负责的解额以及运送地点，盖上官印。

    这份文簿，即解户在解粮过程中的通行证、介绍信和回执。

    彭县吏房与户房负责填写文簿的，不用说，又是陶成与陈佐两个人。如此好的勒索良机，他们两个是绝不肯放过的，遂公然向六十二个解户索贿。

    解户们对此痛恨不已，却根本无计可施。因为陶成和陈佐身在两房，职秉亲书，想要整人，光是明面上的手段，就能把你玩得欲仙欲死。

    比如说，你拒绝贿赂，陶成会查看你的家产，把你家快病死的老黄牛算作成年畜力一头，把你家两个半大小子算成丁壮两口。天哪，这么富裕的一家，必须多承担点责任才行。他大笔一画，把原来你负责解送的五十石涨到了一百石。

    这还不算完。你带着文簿到了陈佐那里，陈佐在上头写了四个地名，让你去提粮食运入县库。你一看，好嘛，三界、庆兴、磁峰和龙门山，这四个乡分别位于彭州东边、北边、西边和西南，差不多可以围彭州跑一圈。而且其中三处都位于山区，推起小车运起粮食，感觉极度酸爽。

    你就算上告，也只能去主簿王仲杰那儿告。他会支持谁不言而喻。你如果连主簿都不服，还想上告知县，那更得想清楚了——嘉靖二十九年，彭县知县和县丞职位一直空缺未补，由主簿代理县政……

    好在陶、陈二人不算太贪心，每一个解户只索贿七成色银八分。六十二个解户，一共凑了四两九钱六分，交两人平分。

    两人收完贿赂，便开始给这六十二个解户安排运输计划。由于大家都出了银子，陶、陈也不必特别偏袒谁，尽量公平地进行调配。说来讽刺，这本该是小吏分内之事，却要在集体行贿之后才能实现。陶、陈两人不用多做任何事，只是尽责地完成了本职工作，就能凭空造出一片寻租空间来。

    计划分配完毕，六十二个解户领取文簿，各自散去忙活不提。

    在杜山负责的区域，有一个叫方晓的农户，需要缴纳二斗七升粮食。他嫌有点多，便求到了王廷用那儿去。王廷用虽然只是一个小皂隶，可他跟陶、陈二人关系不错，深谙寻租之妙。王廷用先从方晓那里收取三升粮食，落进自己口袋，然后带着一斗七升粮食去上纳，强迫杜山按二斗七升足额收取，还顺手讹了对方五分银子。

    杜山为此十分愤恨，要知道，解额如果不足，是要解户自家往里填。王廷用这么一截一收，等于自己要平白多负担两斗大米。若是陶、陈二人也就算了，你一个皂隶怎么也敢凑过来讹诈？

    可他只是一介平头百姓，皂隶也是没法惹的。不提别的，王廷用若是说动刘本敖，拿着空白牌票到家里来不走，几天吃喝用度就足以让杜山破产。

    皂隶已经算是衙门生态链的最底层，权力小到可怜，可即便如此，仍能从两头榨取些许好处。

    来到了嘉靖二十九年三月。大部分解户都完成了自己的运输任务，放心归家。可是杜山只完成了二十二石五斗，还差二石五斗；张冯刚、龚本舟、易本真、江淮四户，完成了三百九十石二斗三升，还欠三十八石三斗七升。

    这五个解户，一共拖欠了四十石八斗七升大米。

    如果是别的时候，这点差额含糊一下就过去了。可不巧的是，从去年——嘉靖二十八年——开始，每年年底，朝廷要求各地官府要把一年出纳钱谷修成会计录，分列岁征、岁收、岁支、岁储四柱，以杜绝积弊。

    更不巧的是，在嘉靖二十九年，贵州铜仁和云南沅江陆续爆发了规模不小的叛乱，朝廷调集四川、湖广、贵州三省大军会剿。这一应军费开支，都得仰仗四川布政司承担，其中成都府更是力扛大头。

    成都府为了应付审计和军费，恨不得把仓廪里最后一点粮食都刮走，对于辖下诸县的税赋数字极度敏感。彭县的粮食一少，成都府立刻就有了反应。

    最先觉察出问题的是一位姓鄢的巡按御史。他本来想责成彭县自查，又怕上下串通，于是调来了垫江县的胡知县，以第三方的身份去核查钱粮。

    胡知县抵达彭县的时间是嘉靖二十九年的六月。署理县事的主簿王仲杰派了本衙户房的一个人配合工作，这人正是陈佐。

    此事调查难度不大，很快胡知县便查明，短少的四十石八斗七升大米，是彭县佥派的解户解粮不足额之故。胡知县认定是那些解户监守自盗、暗中侵吞了这部分粮食，决定判他们一个侵欺之罪。

    注意，胡知县查明的，是彭县解户侵欺这个事实，但具体是哪一个解户干的，他一个外地人无从措手，得靠当地户房的胥吏去调查明白。于是胡知县把陈佐叫过来，让他去把相关人等拘来衙门听审。

    陈佐嗅觉灵敏，胆大包天，一听胡知县的口风，立刻意识到这又是一个发财的良机。

    他身为户房算手，一查账册就知道怎么回事。陈佐把杜山、张冯刚、龚本舟、易本真、江淮五个人叫到一起，说你们要倒霉了，胡老爷知道你们欠粮太多，要判重罪。你们几个如果凑二两银子给我，我就给你们想办法遮掩。

    杜山本来就一肚子气，听到陈佐还敢要钱，坚决不肯给，转身走了。其他四个人琢磨了一下，纷纷表示，他们愿意出钱免灾。

    陈佐收下二两银子，施展出了一招“李代桃僵”。

    胡知县在垫江做官，并不熟悉彭县情由。钱粮短缺，他可以通过账册计算，但到底是谁侵欺，就没有什么人脉可以去查实了。

    陈佐抓住这个破绽，找到吏房的陶成，凭空捏造出一个解户，名字特别有日本味道，叫作江张本舟——其实就是从四户人名各取了一个字，那四户所欠的三十八石三斗七升大米，都一股脑算到这个虚构人物头上。

    接下来，陈佐上报胡知县，声称是杜山和江张本舟两个解户拖欠。胡知县只关心钱粮落实，哪里想得到其中一人是虚构的。他大笔一挥，判决两户侵欺之罪，徒五年，如数追缴前粮。不过《大明律》允许用谷物折抵刑期，胡知县给开了个价，如果犯人愿意上纳七十二石罪谷，便可以抵消徒罪。

    这七十二石罚款，名义上由杜山与江张本舟分摊，一人三十六石。

    江张本舟的三十六石，自然是那四户人家分摊负担。他们虽然肉疼，好歹不用被抓起来了。只是苦了杜山。本来五人均摊罚款，一人只需负担十四石四斗。现在那四个人合为一人，自己负担陡然增加了一倍不止。

    判完案子，胡知县便按程序上报按院，抄送成都府通判，同时发给彭县主簿，责成他们监督人犯缴纳前粮以及罪谷。

    到了这一年的十月份，这四户人家总算把没完成的解额与罪谷缴纳完成，逃过一劫。

    只有杜山陷入了绝望。

    当初户房安排给他的解额是二十五石，尚且完不成，更别说还有追加的三十六石罪谷。杜山在后来的供状里，自承当时自己“陷入死地”。

    就在这时，杜山忽然听说，那四家人是靠陈佐捏造出一户假人才得以过关的。他大为愤怒，如果当初陶、陈二人没有收取贿赂，如果王廷用没来敲诈，他说不定能完成自己的解额，不用受这么多罪。

    这两个人是罪魁祸首，拼上自己破产，也不能饶过他们！杜山暗暗下了决心，可是县里有王主簿一手遮天，要告，只能去成都府里投诉。

    可告官也不是那么容易。杜山的案子已有了定论，想要翻案太难，而且也没什么可翻的，他确实没完成。得选一个好切入点，才能引起上级高度重视。

    杜山大概得了一位高人指点，他向成都府提告的状子，对自己的事只是约略一提，重点放在了“李代桃僵”这件事上。他控诉陈佐这个刁吏，明知胡知县前来盘查钱粮，仍收取贿赂，伪造户籍，替那四户遮掩罪行。

    这一招特别狠。领导不介意你糊弄百姓，但非常介意你糊弄他。平日鱼肉百姓也就算了，上峰来查账也敢弄虚作假？也太不把成都府放在眼里了。

    这一剑，就戳到了要害。

    杜山的招数不仅如此。他在状纸里还特意提了一句，说彭县上一任杨知县，曾经打算要革除陈佐、陶成、王廷用、刘本敖等人，结果反被他们联手陷害而死。这些人至今仍逍遥法外，剥害乡民。

    这一招就更狠了。

    这几个人到底有没有陷害杨知县、怎么陷害的，后人永远不可能知道了。但这种事情，在当时很有可能发生。

    知县是科举出身，精熟典籍，却未必了解庶务，何况他又是流官，干几年就要调走。胥吏们虽然地位卑贱，却深谙乡情，彼此抱团，把持着大部分基层政务。所以在县衙的生态圈里，胥吏集团可以和县太爷相颉颃。真逼急了，胥吏们施展手段，甚至可以把知县生生逼走。

    在崇祯朝的广州府新安县，曾有过这么一个案例：新安县里有个胥吏叫陆荣祖，想要谋求一个职位，可负责选拔的承行吏员陶一魁秉公行事，拒绝了他的要求。陆荣祖大怒，竟然活活把陶一魁殴打致死。这么一起严重的人命官司，新安知县居然不敢管，生怕得罪了陆荣祖。直到苦主上告广州府，凶手才得以伏法。当时的广州府推官颜俊彦在判决里感慨：“吏之如虎也，令之如羊也。”可见有时候知县也是弱势群体。

    《吏治悬镜》里对胥吏的凶悍，描述得更加精准：“本官稍有瑕疵，辄指为把柄，讲呈说告，恐吓多端，卖访勾窝，陷害无罪。于是长厚受其挟制，莫敢伊何；严刻者化为痴呆，惮于用罚。”

    知县上任，往往会带至少两个师爷幕友，一个精通刑名，一个精通钱粮，分派到六房，就是为了从胥吏手里稍微夺回主动权。

    不过胥吏欺官这种事，很少会拿到明面上来说。朝廷体面还要不要了？官员威严还留不留了？杜山一纸状书戳破了这一层窗户纸，直接指控陶成、陈佐等几个人欺官，操控县治，连知县都坑死了。结果整个案子从一桩贿赂小事上升到了“彭县还姓不姓朱”的问题，不由得上峰不上心。

    这一份状书，于嘉靖二十九年十月二十三日递交给成都府。

    一般来说，此类案件会交由成都府推官负责审理。不过推官业务很多，未必每天都在，因此在这之前，公堂还有一个预审环节。

    成都府的公堂，每天会有两名刑房吏员值守，一个叫直堂吏，一个叫直印吏。直堂吏负责预读上交的诉状，初步判断其性质，并签发牌票，召唤涉案人员等；直印吏则负责记录公文往来，他的手里有一个簿子，上面写今天哪一房收到公文几道，用了几次印，有几封诉状上交，有几道牌票发出，等等。两者互相配合，也互相监督。

    二十三日这一天，值班的直堂吏叫杨汉采。他收到杜山的诉状，先读了一遍，并